如此情形，也不独独是面对气候问题时才有。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将这样的反差斯命名为“吉登斯悖论”。在其专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学》里，他透过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分析了西方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在他看来，除了经济竞争、政治博弈、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外，人们对气候危机的反应迟钝，可能与政治动员的力度和方式有关。

为此，在书的末尾他对政策制定者提供的若干解决之道中，第一条就是要各国采取积极的方式来动员公众，用梦想去消解噩梦。吉登斯说，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初马丁·路德金高呼的是“”，而不是“我有一个梦想”，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大概会改写。“恐惧和忧虑并不一定是好的鞭策，尤其是当人们认识到风险是无形的，或者以为风险离得很远的时候。”

噩梦，还是梦想，这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对比。虽然只是一词之差，却足见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梦想可以激发民众的政治热情，噩梦也不是毫无用处。当希望一个社会的成员都能意识到任何革新都会导致灾难的时候，“你的噩梦不远了”就是最趁手的工具。

梦想也好，噩梦也罢，我们的日子也就这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