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8月1日起，重庆将开启一个当下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今明两年，将有338万农民变身为拥有重庆城市户籍的城镇居民；从2012年到2020年，重庆将力争每年从农村转移80万-90万人口，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在主城区聚集1000万城镇居民、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城市化的诸多好处，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认可。但是如何达到城市化，学理上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且，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各国也存在着不一致的路径。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是如何实现的呢？

任何城市化都需要解决劳动力和土地两个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从劳动力的流动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来实现的——这个特征几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但中国的特点在于，虽然劳动力已经从农村移到城市，但名称是“农民工”——顾名思义，他们虽然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但是其身份却是农民。

从城市面积的扩展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是通过征地来实现的。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都是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被限定于农业用途，要想将农村的土地变为城市中的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土地征收来实现。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城市面积的扩张，都是通过政府的主动扩张，而农民是无法积极为城市化作贡献的。当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变为国有的建设用地后，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失地农民只能够获得低廉的征地补偿费用。

本来，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中国的城市应该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困扰，城市里容纳了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却无法容纳更多的城市户籍人口。这样一来，中国的城市化始终处在“主动和被动”的困扰之中：劳动力主动向城市流动和被动的户籍政策之间的矛盾；主动的城市面积扩张和被动的土地征收制度之间的冲突。这两个主动和被动，始终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顽疾。这一次，重庆的户籍改革能否在这两个方面有所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