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将开展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有关情况等摸排工作。（2月15日《新京报》）

干部配偶移居国外，从而造成“裸官”现象，对此，公众屡有质疑和批评，北京市检察机关即将开展的“摸排”之举，顺应了民意，震慑了“裸官”，值得期待。然而，期待之余，仍有几个小小疑问有待纾解。

其一，早在去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适用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适用人员办理的公共事务，涉及到其配偶、子女移居国家和地区的，应当向本单位主管部门主动说明情况；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自行回避。”

也就是说，“报告”制度规定得十分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只要照此如实办理就可以了。既如此，北京检察机关的“摸排”又是所为何来？如果干部均能够“报告”，则无需“摸排”；如果一定要“摸排”，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的规定又被悬置、冷处理？

其二，即以“摸排”而论，也颇有些语焉不详、模糊笼统之感。怎样“摸排”、“摸排”了之后如何处置、公众对此有无进一步的知情权？

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干部“裸官”现象颇有微词，正是因为自身的生活感受与权威的信息披露之间存在差距。“裸官”不止，一定程度上也与这方面信息不公开关系颇大。适度的信息披露、广泛的社会监督，必将使得那些“裸官”的信息变得公开透明，而公开透明，正是公平公正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