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先生先后两次撰文，对正在高调推进的高校自主招生提出批评。对于柯炳生先生旗帜鲜明的观点，坊间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均在意料之中。而无论对柯炳生先生观点持何种态度的人都会承认，柯先生的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已经全面推进的高校自主招生，仍然存在各种问题，且必然面临来自各个方向的批评和质疑。

中国的高考、高招，已经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同时又最为纠结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出于维护公平的强烈诉求，公众要求高考和录取标准必须严格划一、不容变通；另一方面，鉴于高考对整个教育体制的“指挥棒”作用，为了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死循环，又必须改变高考日益僵化的趋势。在这针锋相对的双重目标挤压之下，中国高考制度始终在改革与守成之间进退两难、摇摆不定。

目前相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高考制度必须改革，但任何改革都必须首先接受公众和舆论对其公平性的检验和质疑，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论证、检验其打破僵化局面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诸如各种特长加分、三电三模、学校保送等已经被证明沦为特权工具的“改革”，才受到强烈质疑，并有逐步取消之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已经实践了8年的自主招生，是否能够经得起公平性的检验，同时是否具有打破高考僵局的作用？

目前看来，各种自主招生的探索，都已经于方案设计之初，便充分考虑到了公众对其公平性的质疑和检验。在笔试阶段，各自主招生联盟内的统一出题、统一阅卷，已经形同“小高考”，其公平性大致可以放心；而在面试阶段，各高校也以设立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及公开面试过程等方法，力求在程序设计上取信于考生和公众。但凡有人为因素介入的过程，必然存在一定的松动空间，任何制度设计都只能努力把这种空间被利用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却很难做到绝对公平，这也是任何改革都难以避免的代价。

其实，现阶段中国教育的最大不公平，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而再好的考试制度设计，都无法改变这种上游的不公平现状，即使是最为刚性的统一高考，也无法保证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能够在与大城市学生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考出同样的高分、进入同样优秀的大学。同样，即使自主招生的程序设计足够严谨，也可能有家庭困难的学生因经济上不堪重复而放弃参加自主招生的机会，以致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

因此，作为一项改革措施，无论是自主招生制度的设计者或是其监督者，都理当站在更高的层面，对自主招生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譬如，对于有经验的教师而言，面对面的考察，是发现人才“苗子”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些身处教育欠发达地区，在传统高考中未必具备优势，但确有潜力的学生，就可能在这样的面试过程中被发现。对发现并且资助这样的人才，比发现所谓“偏才怪才”，显然有着更大的意义。

考试制度无法改变教育现实，但好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纠偏的正向作用。反之，坏的制度则可能进一步强化基础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比如自主招生考试的考题偏向考察学生的见多识广，或面试过程中专以学生的聪明伶俐为上等，都可能导致再次把机会留给了那些本来就享有更多教育资源的学生。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标准，即在克服了基本的公平焦虑之后，究竟是为名高中的尖子生锦上添花，还是为那些确有潜力的穷孩子雪中送炭，是考察自主招生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而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是比较倾向于前者，这或许才是其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