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卫生下一步应该是包容性发展,政府起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参与,包括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医疗卫生市场,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在近日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主题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出这样的观点。(4月16日《光明日报》)

为什么专门提出“包容性发展”?它或许是有特殊社会涵义的。在当下,一方面是公立医院有发展过度迹象。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曾公开指出,公立大医院不能盲目扩张。他说,在新一轮改革中,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不能采取单纯规模扩张的简单外延式发展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功能定位的盲目发展,这种盲目发展会造成运营成本大幅增加,给医疗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在另一方面,现时,民营医疗机构的散、小、弱的确是个问题。非公医疗机构如果过于弱小,他们就很难承担在医改中本应承担的功能。卫生部的一份统计数据就显示:2009年,私营医疗机构的数量在中国占比为36.06%,其床位数仅占床位总数的5.19%。

这种发展的冰火两重天,恰恰正是缺乏“包容性发展”带来的恶果。对公立医疗机构包容过度,宠爱有加,这是“盲目发展”得以成行的事实基础。但另一方面,却对非公立医疗机构还不够包容,限制过度,管理过度,冷漠过度,造成办医成本畸高,严重刺伤了社会办医的热情。造成民营医院多受政策制约力量弱小的局面。

所以,在当下阶段,提出“包容性发展”就被赋予了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为社会办医再松绑。去年年底,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就曾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办医的准入门槛,改善社会资本办医的执业环境,在税收、价格和医保等方面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更公平的待遇。现在的再次重申,就足以鲜明地表达了在这件事情上卫生部的立场与态度。

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件事情是,在制度源头上,那些带有歧视性的不包容政策还有哪些?是不是应该尽快废除?为什么优秀的医疗人力资源在社会上流动不起来,令社会办医时常得面临“无米之炊”的局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人事制度对医生管得过死,管得过严。比如,多点执业政策本来被看做医生可以自由流动的标志性文件,但却一直在各地遇冷,极少医生去申请与享受这样的待遇。因为根据很多地方出台的相关规定,医生多点执业须先得到本医院书面同意。还必须明确的另一件事情是,“包容性发展”的执行主体是谁?如果他们并不包容,与卫生部的医改纲领背道而驰,应该怎么办?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明确到具体的细节,缺乏足够的奖惩机制,地方卫生部门的管理就很难真正地扭转方向,很难做到不在管理上歧视非公立医疗机构。

激活社会办医,让社会力量办好医,不但可以分担部分医疗需求,缓解“看病难”问题；还可以形成竞争格局,让医疗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压低医疗成本,打破公立医院一枝独秀的局面,令公众就医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不再饱受医疗垄断之害,解决“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