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沙市社区环境整治工程争议不断。先是有媒体报道称该工程是面子工程，后有长沙市原市委副书记朱尚同发表公开信，批评该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劳民伤财”。对此，长沙市新闻中心解释称，改造工程并非面子工程，而是民生工程，反对者是极少数被取缔的业主。采访中朱尚同特别提到，“芙蓉区区长李蔚找到我，他希望我否认网上的公开信，说那不是我写的。我直接拒绝了”。（新京报5月23日）

虽然事仍旧是那些事，朱尚同也早已卸甲归田，但因其曾经的官位，这番生猛建言的影响力，显然大大超出此前公众乃至媒体的建言努力，以致迫使当地干部不得不私下登门做工作。是非对错先不谈，就朱尚同直陈官场积弊看，此举在现实官场中颇为罕见，反倒是，现今针对官场的那些振聋发聩之言，往往要么源自像朱尚同这样退下来的老同志，要么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

去年底，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因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一时被舆论传为美谈。而那个敢于向现今教育问题“开火”的张保庆，其原来的身份是教育部前副部长。在全国“两会”上，炮轰官场种种积弊的张维庆，今年已67岁高龄。还有一些老干部，则通过回忆录等途径，对官场问题予以深刻揭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公众在感觉一股久违的批判之风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些不在位的老同志，其之所以批判严厉，既因对官场一些负面现象无以容忍，更因为退休或退居“二线”后，摆脱了个人“进步”等问题的束缚，无官一身轻，所以豁得出去，可以放手一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人在官场中者，往往身不由已，处处谨小慎微，鲜见发表凌利的建言。即便有个别人确实长着那么几根不愿臣服官场潜规则的“反骨”，其结果往往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首先遭到官场的逆淘汰。另一方面，官场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灰色哲学业已风行泛滥。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曾自嘲为“闯入官场怪物”的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姜宗福，自2010年1月起，先后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接着又严厉痛斥高房价，在极大限度满足公众感受的同时，姜宗福很快便被毫无征兆地削去了官职，平调进了学院。

像朱尚同这样的老干部积极发扬剩勇余热，其情当然可嘉，但这种退下来后才能见到的仗义执言，折射的正是官场批评风气式微的尴尬。实际上，官场能否孕育出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除了领导干部的普遍主观意愿外，更在于体制外严厉监督力量的始终在场与发力。换言之，如果普通公众能够借助绩效评价机制，对官场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类似朱尚同这样的生猛言论，才可能成长为健康的监督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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