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中国西湖在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下一个阶段，就要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的流动人员、交通容量进行总量控制。”西湖申遗的规划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一语道破西湖“限客”的紧迫性。（6月26日《新京报》）

种种迹象表明，西湖“限客”已提上相关部门的议事日程，具体方案虽“尚无时间表”，但根据惯例推测，它的速度绝不会慢过个税改革。

限客自然是出于对西湖景观的保护，对此我举双手支持，但有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西湖早不“限客”，晚不“限客”，偏偏等申遗成功了再提出“限客”呢？

《世界遗产大会关于西湖的决议草案及OUV声明》中指出：西湖景区虽生机勃勃但也脆弱不堪，如若超过平衡点，游客的需求和其对景观的影响可能会对景观遗产的真实性、参观质量和景区吸引力等产生负面影响。

平衡点是否已经临近我不知道，但在申遗之前，西湖景区的客游压力早就存在，也就是说，“限客”早就迫在眉睫。之所以等到“申遗成功”再提出，一定是申遗后的西湖和申遗前的西湖发生了某种“质的飞跃”。

申报世界遗产，要求西湖必须具备突出普遍的价值，即存在的罕见文化和自然价值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申遗后的西湖成为全世界人民的遗产，而申遗前的西湖只是中国人民的遗产。难道说中国人民的遗产没有世界人民的遗产重要，所以中国人民的遗产比起世界人民的遗产，就不值得保护？也许有许多事，本无须想明白。即便是为“世界人民”保护的吧，那也总算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