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27日重申：依照我国法律和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我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4版）

此前，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说，为了打击或者遏制一些极个别媒体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信息，要加强传播的监控。如果哪个媒体有意误导公众，我们把这个情况要向新闻媒体宣传，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将建立黑名单。因此，新闻出版总署“不允许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的表态，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和纠偏价值。

建立记者“黑名单”是权力自负的产物，显现了权力者的自我偏好，从本质上说，更是一种逻辑的颠倒。舆论监督在当下社会中的处境尴尬，不少记者还为此付出了代价，用“处境艰难”来形成舆论监督并不为过。而建立记者“黑名单”仅仅是一个“小注脚”。

建立记者“黑名单”表明官员对待舆情的姿态不足取，是把自己放在了民意和舆论监督的对立面。既表明了对舆论监督的排斥和无知，更表明一些官员存在着土霸王思维，有着严重的权力地盘意识。殊不知，这仅仅是外强中干的表现，也恰恰反证了虚弱的一面。说到底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伤害。

当下，一方面，由于个别官员个人意志的膨胀，出现了无视法律和舆论监督的情况，舆论监督在与官僚主义的博弈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受到权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权力在所谓“大局意识”以及“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支配下，与进行正当舆论监督的媒体展开了一场场博弈。建立记者“黑名单”，既可以管窥权力的狂妄，也可以看到与舆论监督的博弈心态。

建立记者“黑名单”的实质是公众话语权的匮乏。经验告诉我们，掌握公权力者，应接受公民广泛的批评，如果拒绝或惩罚公民的批评，就是对民意的背叛。笔者以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阻挡监督都是违背民众意愿的做法，对各级职能部门和官员来说，最好的反应是接受监督。

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仅要看它的法律所表明的统治权力的最终归属，更要看普通公民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实现程度。因此，不允许建立记者“黑名单”，就是公共理性的提升，更是对公民权利和常识的尊重、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