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民林荣达举报汽车客运站开具的发票没有加盖发票专用章。随后，他收到花都地税局名为“税收违法举报案件检查情况书面告知书”以及奖金金额为5元的领奖通知书。因举报奖励太少，林荣达把花都地税局告上法庭。地税局回应称根据贡献大小，算出的奖励金额就只有5元。（9月4日《中国之声》）

花都税务部门面对市民举报，能够及时处理反馈，而且还能按照贡献给予奖励，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见识过太多市民举报石沉大海，花都税务部门的做法还算是不错的。

市民因为不满5元钱举报奖励，将花都地税局告上法庭，真的是在乎奖金多寡吗？仔细探究隐藏在其中的民意诉求，我们会发现：林荣达较真，更多的恐怕还是对税务部门缺乏诚意的表现感到愤怒。用林荣达的话来说，“这么少的奖励对举报人的积极性没有推动作用”。

随着公共意识的觉醒，市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日渐高涨。无论是自觉监督权力，还是自发为公共权益呐喊，实际上都是积极参与公共治理的体现。从现实来看，无论是举报税务违法的林荣达，抑或是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番禺民众，他们都是公共治理的践行者。随着践行者越来越多，氛围越来越浓厚，现代文明社会似乎正在日渐成型。

市民的公共参与，目的是敦促职能者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从花都税务部门的解释来看，其显然是把这种市民与权力的互动视为纯粹的信息交易。可以想象：如果花都税务部门的处理结果让林荣达满意，是否有物质奖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有时，用金钱衡量市民贡献，犹如给热心参与公共治理的市民浇了瓢冷水。市民的公共参与，并非为了举报费，而是为了改观公共生活和权利环境。

当市民的热心遭遇冷漠对待，也就注定了这场尴尬的存在。市民的举报，不单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更是给公职部门出的考题。处理这道考题，并不是“我知道了，谢谢你”的姿态性回应就可应对，也不是“论功打赏”就可打发。林荣达这场官司，虽然以奖金少之名状告相关部门，但其后真正目的，恐怕还是为失落的民意找个说法，为对举报处理结果的不满情绪找个说法，为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未曾得到尊重讨个说法。

时言平（重庆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