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双流县遭遇强拆的农民们状告政府屡告屡胜，却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强拆的步伐。记者随机收取了20个农民告政府强拆胜诉的案例，其中赔偿请求均未获得法院支持。法院判决强拆违法，却不能令行政赔偿到位；民众以法律维权，却被地方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像这样的“司法白条”，在双流县乃至整个成都市并不罕见。（9月13日财新《新世纪周刊》）

众所周知，司法是“终极救济”，是公民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穷尽办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诉诸法律。然而，在成都双流县，遭遇强拆的农民状告政府屡告屡胜，而法院“判赢不判赔”，农民胜诉却得不到任何行政赔偿，“拆了白拆”。基层法院法院判决打“司法白条”，法律成为权力的侍女，不仅伤害农民们的切身利益，助长强拆气焰，伤害司法公信力。也导致“信访不信法”思维蔓延，农民拿着胜诉判决书重新走上上访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规定，严禁以任何非法定理由为借口，拒绝受理某类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各级人民法院要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这既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民告官案件的重视。也说明民告官逐步成为一种法治常态，任何人都无权动用公权力拆掉这条防线。

问题是，法院为何“判赢不判赔”，只为被强拆的农民主持口惠实不至的“公道”呢？从法律的角度讲，强制拆迁违法，法院不能颠倒黑白，但是法院在人财物配备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即便法院判决地方政府对被强拆农民作出行政赔偿，行政赔偿也很难执行到位。专事拆迁官司的律师王才亮举的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有次案子胜诉，地方政府明确告诉法院，如果判政府赔偿拆迁户，判赔多少，就从法院的经费预算当中扣多少。”哲学家培根说：“公民犯罪，是污染河流；司法机关违法，是在污染水源”。法院唯政府马首自瞻，拿法律做利益交换，导致法院“判赢不判赔”，法律成了权力的婢女。这既是权力张狂的现实表演，也是在污染司法水源。

让法院人财物独立，预算单列，摆脱政府的束缚，真正做到铁面无私，应该是治本之策。但是，在当前制度语境下，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退而求其次，加强权力约束，把权力关进笼子，减少权力对法院办案的干扰，不折不扣执行法院判决，也是现实选择。一方面，政府要学会权力自律、敬畏法律，不要把权力之手伸向审判台之上，不能视法院判决于无物。另一方面，法院在秉公判决之外，更应加大执行力度。如果法院只执行普通民众，不执行政府部门，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纪检监察部门三令五申要严查党员、公务员非法干预法院办案。某些地方要挟法院判案，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民众权利得不到伸张，导致他们“信访不信法”，重回上访之路。何尝不是对法院办案的赤裸裸干扰？何尝不是在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行政，除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作怪，背后往往还隐藏着权力寻租等问题。面对法院‘判赢不判赔”的尴尬司法生态，除了法院要挺起司法胸膛，坚持公平正义，提高执行力以外，上级纪检部门也应对违法行政，干扰法院办案的地方政府与某些官员介入查处，给染病的权力消毒杀菌。

只有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深入“官心”，权力运行机制健康，监督问责机制健全且得到认真落实，干扰法院办案，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权力磁场逐步被法律制度的力量消解，法院执行力疲软和权大于法的执行现状发生改变，司法公信力才会逐步得到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