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名人故居保护困境呼唤制度给力

北京的梁思成故居被野蛮拆除，随后诞生了一个新名词“维修性拆除”。列席全国两会听取政协委员意见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就此表示，所谓“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月9日 《扬子晚报》）

名人故居屡被拆迁掉在诉说着很多方面的困境，无论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还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重庆的行宫，都被贴上“维修性拆除”或者“保护性拆除”的标签来遮掩耳目。其实，在其背后最明显的就是利益的链条。因为在名人故居的保护和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要增长需要不断破旧立新，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搞经济增长必须高度重视数量的提升，而往往忽视了质量的提升，简而言之，这就是GDP崇拜思路。

在名人故居的保护上，目前的文物保护条例似乎很“软弱”。因为拆迁方面对的是最高不过50万元的罚款。区区50万元的罚款跟建成上的商品房价格简直不成比例，甚至连一套房子的价格也不够。由此可见，在这样现行的制度保护下，无论是文物古迹还是名人故居只能说是被动的。假如真的需要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唯有希望制度给力，这是第一方面的要求和目标。因为只有在制度的保护之下，名人故居的保护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走好，否则，只能是形式主义的例子而已。

但是，仅仅有制度的给力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在制度上规定罚款，这就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文物古迹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旦不理清楚，就不可能将这样的问题处理干净。在地方政府看来，政绩是需要数量来支撑的，于是，各种崇拜GDP的做法纷纷出炉。不能排除对于名人故居保护的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利益至上的政绩观念导致的。

一方面需要制定严厉的几乎是“一票否决”的制度，对于名人故居和文化遗址的保护披上神圣的制度外衣。另外一方面，从顶层设计开始应该重新思考仅仅依靠经济数量来支撑的发展是不是一种可持续的道路，是不是一种和谐的方式。最后，一点，那就是在制度的执行层面上需要严格的监督制度，否则，制度的给力还会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