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三公账本”的镜鉴意义

3月19日，四川省首次公开了省级“三公”消费支出情况。其中，四川省本级部门2011年三公支出共计7.27亿元，公车消费占比达63%。四川省也成为继北京、陕西、上海、广东后，又一个公布“三公”经费的省级政府。朝向制度文明的努力，总是让人希冀。四川与北京等地，联袂演绎了公开“三公账本”的尝试，广受民意认可，并燃起公众的期待。（详见本报今日02-03版)

“三公账本”见光，已成政务透明化的基本要求，它链接“信息公开”的宏观命题，也对接着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正因如此，晒三公账本，成了公众奔呼已久的话题，也被视作倒逼政府转型的向上推力。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缓滞难前”似乎成了“三公消费”公开的写照。许多地方职能部门，对“三公”支出讳莫如深，或捂紧盖子，或让人雾里看花。

在民众期待下，四川省府以开诚布公的姿态晒出“三公”。账单上，名目清晰，数字分明，勾勒出“三公”的去向图，展示了日拱一卒的决心。公开“三公”账本的形式内涵，就有着开拓性的价值。对于监督意浓的民众，此举无疑慰藉民心，也激发出更充分的民意认同。

尽管“三公”支出公开，已成既定趋势，也能消弭猜疑，可深谙至理，不等于就能迈出步子。若“三公”全都造福于民，固然能增加公开底气。可现实中，三公消费的结构紊乱，支出不尽合理，总成为公开途中的路障。于是，“三公”消费公开这道坎儿，俨然是难以攀登的沟壑——谁能迈过，也就能收获赞誉。

四川公开“三公”账单，在现代型政府建设的宏大语境下，尤具意义：2011年，国务院曾要求各地比照中央公开“三公”，北京等地做了“排头兵”。四川勇于公开，为其他省份提供了参照与镜鉴，也促进了全面公开的步伐。

无可否认，公开“三公”账务知易行难，它牵涉官员的切身利害，“裸泳”或将自曝其丑。所以，坊间要求公开“三公账本”的呼声，总会遇上遮掩之态：官员或是拿“家务事”“隐私”作挡箭牌，或是搬出“百姓怎么不先公开”的颠覆性逻辑，任民众呼吁不断……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晒“三公”消费，在全国范围内，其实已不乏先例。有些城市、具体部门，就曾“先举国之晒而晒”，力排厄境，将“三公”的明细账目贴榜公告，成就一段佳话。此类举动赢得喝彩声一片，可也付出了某些不曾料到的代价。刮骨疗伤的革新，总会有“阵痛”，几乎是不变的定律。政务阳光化的要害，就在于冲破利益桎梏，推动制度进步。

而今，四川公开“三公账本”，传递了可贵的施政自信。“三公”消费公开的突进，也被赋予了敢为人先、向文明迈步的深厚涵义。欢欣之后，我们相信，栽下“公开”的种子，结出的必将是泽被广众的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