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毁容案中的媒体伦理问题

合肥少女毁容案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了，被告获刑12年零1个月。很多“看客”并不满意，喊打喊杀的戾气又一次充斥在网络上。

回顾整个案件的报道，应该特别注意到，为了追求“新闻”效果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陶汝坤火烧周岩一事，从事发后开始计算，籍籍无名了几个月，突然爆红。这得益于媒体苦心孤诣贴上的几个标签：首先必须是“官二代”，以刺激民众心理。第二是男对女的情杀，女方必须得漂亮，且一定要纯洁，以刺激民众对于弱者的同情和对无端毁灭美好的痛恨。第三，事发之后，施暴方的反应必须是蛮横，恶劣。

至此，一件普通的人身伤害案，因为施暴一方“极其可恶”的标签立竿见影地火了起来，其他一些基本情况都被选择性回避。 日前，不少媒体又以“陶汝坤被轻判”这个简单粗暴的判断为噱头，开始了新一轮的新闻效果营造。

剔除所有的事件标签来论，一个未成年人有意造成他人严重烧伤，伤残程度五级。根据刑法规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一人重伤，造成六级严重残疾，除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外，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即使不考虑本案嫌疑犯未成年人的身份，十二年零一月的量刑也不算轻判。更何况，判案只须严格依法，以法律为准绳，本无所谓轻重。

绝大多数媒体在这一系列报道中，选择性地只采访当事人中的被害者一方，而对加害者一方的陈述不加理睬，难道加害者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执一面之词的报道，很可能意味着预先设定乃至引导大众情绪的表现和走向。不光这一事件，很多事件中的媒体表现都表明，媒体伦理和传播道德应该得到深刻的反思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