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曝光扣分”规定看舆论监督的异化

近日，《菏泽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暂行办法》出台，行风评议由原来每年一次改为每年两次，评议方法新增了日常监督考核，同时日常考核中被举报、被媒体曝光问题的单位，一经落实后将扣除分数。菏泽市纠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内容均都是以往行风评议中所没有的。（2012年6月13日《齐鲁晚报》）

监督机制和官员考核绑定在一起，看似加强了媒体对行政单位的监督，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实际上，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不仅会处于一种博弈状态，更可能会让随之产生的权力寻租和公关腐败留下可供操纵的空间。

从山西村民卖血死亡事件引出官员贿赂记者传闻，到记者收好处写报道遭跨省追捕的报道，都凸显出传统媒体在监管方面都遭受到的金钱公关。当然，就整体从事新闻从业人员而言，他们绝大多数是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的，但与之相比，近年频发的记者权益遭到威逼辱骂事件，更让官员和监督者的关系发展到极致。“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恶意叫嚣、“记者算什么”的盛气凌人，都使得这个看似完整的监督机制变得支离破碎。

如果说危机公关可能会造成舆论监督失灵，那么这个完全依赖于媒体监督的考核机制则面临巨大的被动性。一旦媒体监督机制形成空缺，就可能会造成整个考核机制的瘫痪。事实上，随着网络舆论的蓬勃壮大，无论是网民发帖，还是微博爆料，都正成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

在传统纸媒无法完全发挥作用、考核机制存在单一特点的情形之下，这群新型的力量或许能够填补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就近年各地政府探索的政务信息公开机制来看，主动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已是大势所趋，更何况是对待官员的考核机制方面。事实表明，社会舆论监督不仅弥补了传统媒体的缺陷，也完善了社会的监督机制。

当然，菏泽市对行风评议增加对媒体曝光的考核指标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样的新规一旦被人误读，就会让媒体监督失去其本身的意味。一项好的监督机制，必须要能更好的发挥他应该有的作用，否则就会被沦为一纸空文。在一个崇尚民主的法治国家，官员的考核任免不仅要接受媒体的监督和考验，更应接受公众的质疑和掣肘。而只有当干部考核机制引入更多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形成完善的机制，才能够让行风评议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