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不昧反遭投诉拷问“答谢文化”的培植

日前，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被服务员归还。杨女士丈夫到茶馆领回现金时给服务员200元酬谢。回家后，杨女士觉得不应该给酬金，夫妻俩到茶馆当着茶馆人员的面起了争执，最后当事人退回了200元。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6月14日《新快报》）

杨女士凭什么觉得拾金不昧服务员不应收取酬谢，新闻语焉不详。但显然，通过她到茶馆后的那一系列形同泼妇的行为来看，不外乎是，她只看取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美德库里，有个“大恩不言谢”，却不知道或无视还有个“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古训。自然也就意识不到，现实语境下，我们可以希望别人高尚，乃至自己力求高尚，但却不能强行要求别人高尚，更不能要求别人一旦高尚，就永远高尚。

但问题在于，这些都是杨女士一个人的过错吗？在笔者看来，恐怕也要在时下的整个社会的“答谢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形成上找找原因，如果“答谢文化”的培植，就像拾金不昧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一样，同样也能纳入公民道德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战略部署，并使耻于“答谢”者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履履发生拾金不昧反遭投诉之类的怪事呢？

应当承认，在“答谢文化” 的培植上，近些年来，从一些公权部门到社会机构，很是下了一定的功夫，比如今天就有报道说：昨日，深圳市交委主任黄敏、巴士集团董事长李永生等来到鹏程出租汽车公司看望并表彰“拾”530万而“不昧”的哥李东英，向他送上鲜花与奖励金1万元。同日下午，深圳福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授予李东英“福田好公民”荣誉称号，并给予其5万元的奖励。（6月14日《新快报》）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努力营造一种“答谢文化” 氛围。如果类似的政府行为多了，必然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从而促使“答谢文化”在整个社会上蔚成风气。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注重“答谢文化”的培植，不知是否在他们看来，知恩答谢也好，受恩不答谢也罢，都只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是说“答谢文化”的培植是一项看不见摸不着的政绩。总之是，每当拾金不昧者的“好心”不但不被“领情”，相反，却遭到亵渎时，我们总看到一些社会机构和公权部门在此缺位或作“壁上观”。实令拾金不昧者为之心寒。

“答谢文化”的培植看起来没有拾金不昧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那么重要，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拾金不昧者如果能得到受恩者一声及时的“言谢”或物质、金钱酬谢时，想必今后更加乐于积德行善。反之，倒不是说拾金不昧者就一定希望受恩者“以示感谢”，但至少致使下次再有人遇到有人丢钱物时，思想上会有所顾虑，行动上会有所迟滞。或者干脆绕道而走。毕竟，在这个允许言私利的时代，真正的品德高尚者又宣称“伤得起”的公民多乎哉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