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是如何励志的

笔者的女儿在东京留学，她常与我说起，日本的流行歌曲、电影作品等大众艺术，主旋律是以励志为主，但却能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趁着上海国际电影展的机会，我观看了两部日本电影，情况果真如女儿所说。

《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是一部在日本极受欢迎的影片，它已连续拍了三部，可见人气之足。本片围绕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际，讲述几户平民人家所发生的平凡之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是，当奥运会的五环旗在天空呈现时，人们群情振奋，片中一位人物动情地说道：这儿曾经是一片废墟，现在却盖起了高楼，并且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此刻又见证奥运会在东京的召开（大意如此）。作为观众，我也被这样的激情打动。此时此刻，国民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只因国家的强盛与国民的富足早已融为一体。

片中有位女主角六子，她找到了真爱，一位富有善心的医生，却拒绝了恋人的求婚。原因是，作为铃木汽车修理公司的雇员，她曾向社长许愿，要为铃木汽车成为世界领先企业而尽职尽力，所以她不能因为结婚而背弃公司，或背弃自己当年的许愿。这又是感人的一幕。

强调对自己所在团体的忠诚，也许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日本公司招募职员，一般情况下不会优先考虑跳槽人士，它首先要问，你为什么要跳槽？相比之下，在我们这里的招募广告中，通常都会强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亦即跳槽者优先。甚至还有公司管理人员对求职者这样说：你来我们公司，可以先干上一段时间，等到有经验时，再找条件更好的公司。择高枝而栖，或许出自人的趋利本性。只是当这种过于精明的算计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惨遭吞没的，也许是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忠诚、责任感、敬业等等。

当然影片的结局皆大欢喜。社长及其夫人力劝六子应结婚，并承诺婚后的六子可以继续在铃木工作。社长说，以后就该是这样的时代啦，女性结婚后照常可以工作。也许今天的日本女性婚后大多依然以家庭为主，但至少，社长的这一承诺领风气之先，从而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而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是为其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

另一部日本影片《奇迹》同样值得一提。随着新干线通车，一种说法不胫而走：当两列相对而行的列车交会时，此时此地，许下一个誓愿，奇迹就会出现。这是多么美好的说法，它打动了一群小学生。其中有一对兄弟，他们的父母因性格不合而分居两地，哥哥随妈妈住，弟弟随爸爸住。但在哥哥的心目中，一家四口人就应该住在一起，这才是完美的家庭。于是，他说服弟弟，到传说中可以让奇迹出现的地方，去许下这样一个誓愿，等待奇迹的出现：让一家四口人重新生活在一起。于是，怀揣各自的梦想，这些小学生乘上新干线，来到新干线交会之处。当两列相对而行的列车隆隆驰过时，弟弟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誓愿：让爸爸可以创作更多的音乐作品！事后，弟弟愧疚地对哥哥说，对不起，我没有说出约定的誓约。哥哥说，没有关系，我也没有说出原先的誓约，我许下的誓约是，我不想再回到原先的家庭，我想要的是投身于整个社会。

故事的寓意极其深刻。曾见有影评作者如此点评，影片体现出一种悲凉感。若说兄弟俩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回到原先的家庭是一种悲凉感的话，那我宁可认为，这是兄弟俩走向成熟的开始。这种成熟表现在，正如弟弟早已朦胧地意识到的，还有比追求完整的家庭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比如，精心种植蚕豆苗，等待它成长结果，然后把亲自收获的果实带给妈妈，因为妈妈最喜欢吃蚕豆。相比之下，哥哥倒是后知后觉，他曾以为生活的全部就是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幸亏他慢慢学会懂得，投身于社会比固守于家庭更为重要。

在此过程中，也许兄弟俩同时意识到，要学会放弃某些不可能之事、放弃对某种完美形式的追求；要懂得告别过去；更要敢于正视现实，去做切实可行的事情。比如，家庭成员可以分居，但对父母的爱或责任却牢固存在。哥哥对弟弟念念不忘的是：爸爸就拜托给你了；而弟弟则担忧：妈妈与我打电话时怎么哭了。

不同于西方民族，日本民族更少宗教关怀，更多世俗气息。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神的原型其实就是社会。人与神的关系，本质上即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离不开社会（神）；同时人服务于社会（神）；人甘于为社会（神）而奉献。或许日本民族即为此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社会给孤独无助的个体提供庇护和保障；与此同时，个体则视忠诚或奉献社会（或团体）为美德。学术界似有定论：西方人珍视个人主义；东方人强调集体主义。就此而言，日本人确实像典型的东方人。但扪心自问，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还缺乏哪些重要元素？不由得想起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我们好像是一盘散沙。对此，学术界也有一种说法，那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体主义，彼此间缺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