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不妨多些掣肘

日前，北京市教委公布《2012年度北京新增及撤销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名单》。根据社会需求，今年北京20所高职院校新增43个专业，主要包括软件外包服务、社区康复、会计电算化、会展策划与管理等。（7月2日《新京报》）

资料显示，我国高校扩招以来规模翻了一番，其中80%是高职院校。高职院校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两张皮”的现象也广受诟病。一方面，高职院校为了生存和发展，专业设置越来越多，走的是一条盲目扩张的道路；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与社会和市场需求“无缝对接”，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些都严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

这次北京市20所高职院校新增43个专业，着眼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门人才，是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进步意义值得赞许。但从发布的消息来看，虽然名为新增和撤销专业，却鲜见有撤并者。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较为普遍。没有正常的专业退出机制，不仅现存的淘汰专业依旧招生，而且新增的“热门”专业若干年后即便市场需求饱和，也无法退出。结果只会造成高职院校规模的无限膨胀，盲目扩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在做好“加法”的同时，更要做好“减法”，取得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与美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的高职教育相比，我国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以美国为例，国家、学校、企业、学生作为高职专业设置的主体，分别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学校的专业设置权是最小的，不仅需要准确判断市场需求，还受到国家、企业、学生方方面面的掣肘。国家是专业设置的调控、服务、资助者，通过与盖洛普调查公司、兰德公司等信誉度较高的调查公司签订合同，对未来3年的地方就业状况作出评估和预测，由此提出专业设置建议；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从招生到课程设置，从安排学生实习到录用毕业生，贯穿了职业教育的始终；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和专业，入校后通过建议书的形式影响学校专业设置，也可以在学校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自己设置专业。

反观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学校的设置权是最大的，这也是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时热衷于做“加法”，而不愿做“减法”的重要原因。要切实改变这一现状，不仅需要高职院校自身转变观念，更需要发挥国家、企业、学生三者应有的作用，增大话语权，赋予否决权，使专业设置的“加减法”做得更为科学、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