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无罪，它为“拒绝红包”甘当炮灰

2012年下半年，全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工作。8月1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新京报》8月2日）

任何有助于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和谐医患关系形成的措施，我们都应该给予理解。无论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最终能够收到多大成效，至少在形式上对送、收“红包”是不道德、不合法的性质，进行了再次提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示作用。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医患双方互签的“拒绝红包协议”，仍是形式文章，实质作用可能有限。

和医患双方互签的“拒绝红包协议”类似的，我们曾经看到过“老板集体宣誓不欠薪”的新闻，但目前欠薪的老大难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也曾看到过公务员宣誓不受贿，老师宣誓不向学生乱收费，毕业生宣誓简历不注水，司机宣誓不闯红灯等新闻，但相关的问题依然没有因为宣誓而减少、消失，反而让宣誓的庄严神圣打了折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配套的措施，即使双方互签了“拒绝红包协议”，也难对有效遏制送、收“红包”现象乐观。

在医患之间，患者可以找出若干不得不送“红包”的理由，医生也可以找出若干不得不无奈接收“红包”的理由，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又似乎都没有有效办法。从法律上说，患者给医生送“红包”，还没有相关法律对之定性，基本上没得到法律规制。医生接收患者“红包”，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已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仅仅将医生接收患者“红包”定性为“不正之风”。也就是说，医患双方在“红包”上都可能不需要承担实质的法律责任，“红包文化”也就难以遏制。

由此，我想到了对岸的台湾，同样也是“红包文化”盛行，“贪污治罪条例”对受贿行为的界定比较宽泛，受贿罪不管有无违背职务,均属犯罪行为，处罚也比较严，医生接收红包，必定会被定罪。当时，出于鼓励检举受贿行为的考虑，规定了“不违背职务行贿无罪”。但在实践中，发现这是一个巨大漏洞，特别是陈水扁“二次金改弊案”之后，2011年5月23日，台立法机构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增订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行贿罪也不管有无违背职务,均属犯罪行为，要被严处。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卫生部遏制医患双方红包现象借鉴的。

台湾修订法律之后，在理论上将推动“红包文化”走向历史。但现实很多人也并不乐观。比如，台湾圣严法师就曾撰文痛批岛内有些医院“有钱能使鬼推磨”，送红包给医生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外科医生，如果不给红包，不会很快替你开刀。名气越大的，要求的红包也越大。但圣严法师的疑问是：谁又敢捅这个马蜂窝呢?于是，我又想到了持续近三年的中国足坛的扫赌打黑，一度被认为不可救药的中国足球腐败，在高层下了决心之后，一个个行贿的、受贿的、中间牵线的，也不都被绳之以法了吗？不知道这对卫生遏制“蔚然成风”的医患“红包现象”，有没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