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欲望与实力的相亲角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上海人民公园北角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如同集市。一群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这些人都拿着纸牌或站在自己的“摊位”前。这种特殊聚会似乎暗示这里是某种市场，其商品既非果蔬又非汽车。事实上，这是一个婚姻市场。

他们为人父母，心事重重，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沐雨栉风，却气节不倒，口风强硬。为帮助儿女们挑选合适的婚姻对象，他们从城市各个角落聚集到这个公园的一角。

这里被分为两块：一块是“自由挂牌区”，印有择偶者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等信息以及择偶要求的广告纸，被整整齐齐贴在长达十几米长的广告栏上，广告栏被安置在蓝色的遮阳走廊上。由于广告位有限，有些父母干脆将上述信息写在纸板上平铺在地面，或用木夹把纸板夹在树枝上供人浏览。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纸还配发择偶者的照片，甚至是大幅艺术照。广告分60后版、70后版、80后版、涉外版、“新上海人”版、二婚版等。另一块是“业余红娘区”，父母们挤在婚介周围，翻看记录册上登记的相亲者信息。

这里是相亲角，这里正在上演“白发相亲”。自2005年6月起，由一些父母自发组织，在上海人民公园形成了这个以摆摊挂牌方式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免费平台。这一现象在国内其他大中城市也不鲜见。

相亲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择偶平台？简言之，它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

表面看来，父母们似乎对这里充满信任和期待，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对相亲角的态度十分复杂，根据笔者的访谈资料，主要有三类父母：力挺派、反对派和中间派。

“力挺派”中，有的认为能在此为子女找到“优质”结婚对象；有的不信任低效昂贵的商业婚介，从而来此亲自挑选，但求“放心”；有的则干脆认为相亲角就是一个婚姻的“自由市场”，它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进步。 “反对派”父母认为相亲角不过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在这里帮子女找对象只能算是“野路子”，从效果上看，不过是“捣浆糊”。“中间派”父母则将相亲角看作是一个“碰运气”的场所。

在相亲角，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则无人问津，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实力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子女的硬实力（外貌、年龄、职业、收入、户口、住房、婚史和属相等）和父母的软实力（父母的形象资本、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本）。为子女相亲之前，父母之间要先过“眼缘关”。在父母之间与子女择偶有关的谈话中，话语背后隐含着一个又一个“探底”的企图。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位、工资福利、退休后工资福利怎样、有无四金、退休后有无新的收入来源、父母健康状况、家庭住房情况、有无其他家庭负累等话题，是很多父母在交换完子女的基本信息之后，必须重点交流的内容。

我们发现，在择偶问题上，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市场化价值观已处于垄断地位。这一点体现在择偶标准市场化、相亲活动市场化（见面喝咖啡或吃饭）、相亲角本身日益市场化。显而易见，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已然能熟练或比较熟练地运用市场化的语言，进行婚姻市场上的交易行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内地，民众不再惮于言商言利，而是将对物质的追求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也直接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

就上海的相亲角而言，我们发现，首先，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具有城市性。最初的相亲角是由晨练老人自发组织的。毋庸置疑，晨练是城市老人才有的习惯，晨练场所属于城市空间的一种。其次，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都出现在大中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与“知根知底”、乡土性仍然保留的小县城和农村不同，在流动性较强的城市，“白发相亲”者彼此之间基本上是陌生人。

再次，从“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父母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是一种路径依赖。公园“自发相亲”在上世纪80年代有政策依据。北京龙潭公园曾聚集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大龄青年”当时被视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随后各级地方政府都做出了反应，工、青、妇团体都组织了联谊活动，很多人通过这种途径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这为把个人婚姻问题公开化、社会化做了铺垫，使相亲集体化显得并不突兀，也为现在的相亲角或相亲集市打下了铺垫。

最后，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相亲角的实质是代办择偶，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针对子女择偶，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合在一起，于是，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图景便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