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职务消费”究竟需要多少“禁令”

12月1日起，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费等。继今年5月发布国企领导人的职务消费行为监督规定后，昨日，财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联合印发《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颁布12项禁令。（《新京报》11月22日）

假如履职所产生的费用，全要自掏腰包，当然说不过去。对于金融央企的高管来说，无论是办公、差旅，因履职之需而产生的消费自然少不了，这笔费用自然应由公司列支，而没理由让领导自己埋单。可见，假如看到“职务消费”，便怀疑“假公济私”，甚至认定为“滥用公款”，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不过，职务消费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与合理性，但假如职务消费成了一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职务消费成为“假公济私”、“滥用公款”的幌子，自然绝非杞人忧天。既然如此，对于“职务消费”规定的细化与限定，当然也就不无必要。不难设想，有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无疑是明确了金融央企职务消费的范畴，而白纸黑字列出的12项禁令，更有望有的放矢的限制住打着职务消费旗号的中饱私囊。

平心而论，职务消费的明确与细化，固然要聊胜于无。相关禁令的发布，自然也不乏整肃金融央企职务消费的良苦用心。不过，细读金融央企职务消费的“禁令”，还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费”，居然也以禁令的形式出现，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或多或少反映了当下职务消费的现实状态。那么，职务消费何以会被用于高消费娱乐活动，个人住宅购置与装修，何以也堂而皇之的成了“职务消费”？“禁令”的背后其实不难管窥隐匿于“职务消费”名下的诸多猫腻的乱象。

而按理来说，“职务消费”，顾名思义当然仅止于履职之需的费用，既然如此，即便不去事无巨细的列出细则，职务消费的范畴与边界其实也不难基于常识得出。那么，高消费娱乐活动究竟与金融央企的业务有何相关性？领导的个人住宅与装修是否只要不被明文禁止，便可以成为“职务消费”？恐怕更需追问。不难设想，假如所有的“非职务消费”，都要被一一列入禁令了，才有望从“职务消费”中被剔除，那么，禁令的条款恐怕将无穷无尽，甚至根本不可能有完成的可能。而以“职务消费”之名对公款的侵占与私吞，岂不也将永远有机可乘，有缝可钻？

不仅如此，有了禁令，是否就真的能令行禁止，其实同样并不乐观。假如缺乏严密的监管与审计工作，“职务消费”究竟有没有被用于高消费娱乐，又是否成了领导的豪宅别墅，根本无从得知，也缺乏监督的机制和手段的话，空有禁令，其实仍然将“徒法难以自行”。尤其是当“禁令”仅仅是禁，却并未说清违反禁令的后果与责任时，所谓“禁令”依旧不过是只“没牙”的老虎。

一言以蔽之，“公款买房”的本质已是挪用私吞公款的犯罪行为，对于这一行为的监督与查处，其实只需依据法律办事，而根本无需什么“禁令”来画蛇添足，摇旗助威。既然如此，“职务消费不得公款买房”居然也要专门出禁令规范，倒是或多或少暴露出监管的“气短”与治理的“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