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刑诉规则对接立法精神

要确保司法解释不偏离立法精神，或许还需推行“开门解释”的机制，将草案交由民众公开讨论，以提高司法解释的正义性。

为确保新刑诉法正确贯彻落实，最高检近日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其中新增条文多达240条，修改内容总计超过原内容的80%。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修订，不仅为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提供具体行为指引，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立法设计的权利实现程度，尤其是对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尊重与保护水平。因此，规则虽然由检察机关制定，实则直接关联着刑诉法实施和公民权利保护。

从内容上看，修订的规则体现了刑诉法保障人权的理念，在一些焦点条文的解释上，也严格遵循了立法精神。如刑诉法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曾引起舆论对秘密羁押的忧虑。对此，刑诉规则坚持慎用原则，明确了指定居所应当符合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焦虑。又如，技术侦查措施是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办案的“利器”，但也是容易伤害嫌疑人权利的“双刃剑”，如何确保技术侦查措施不被滥用，需要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新规则从适用范围、使用环节、批准手续、执行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符合立法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追求。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立法不得不寻求更为宏观和原则性的设计，由此需要司法进一步予以解释。但由于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出发点不同，司法解释并不必然总与立法旨意相符。有时司法机关为了方便查办案件，对权利冲突的断决很可能偏离立法的正义性，而显现出对司法便利的追求。比如，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诉规则就还有完善的空间，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嫌疑人和被告人，一次问话时间多长应有明确规定；执行监居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中的“无法通知情况”，也应进行明确，以防止其大面积消解执法主体的通知义务。

可见，作为“二次立法”，司法解释担负着“咀嚼”“细化”法律的重任，决定着能否将原则化的权利运送给每个人。要确保司法解释不偏离立法精神，或许还需推行“开门解释”的机制，将草案交由民众公开讨论，以提高司法解释的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