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咳”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近日，北京遭遇持续数天的雾霾天气，“北京咳”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称引发咳嗽原因很多，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称“北京咳”，这个词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1月21日央视）。

何权瀛主任医师是医学专家，诊断患者疾病无疑是权威，但对于社会事件的反应和评价，就不一定有为患者把脉搏、开处方那么精准了。“极度侮辱”或许是一时的激愤之词，不必为此大做文章，但也不能排除何主任对“北京咳”有认知偏差。

“北京咳”的叫法，已经在外国人中间流传了十余年。2013年1月初，“北京咳”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是不是“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或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再或是“唱衰中国、阻止我经济发展与民族复兴”？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因素第一。“北京咳”很可能是偶尔来北京者的真实感受，及其对简单事实的简单描述。中国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这是事实，几十年来的高投入、低产出、高耗能、重污染的粗犷发展模式是事实，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比较严重也是事实，沙尘暴、雾霾天气多有光顾北京还是事实。难道PM2.5指数超标、雾霾严重会引起咳嗽就不是事实？

固然如何权瀛主任所说，引发咳嗽的原因很多，包括抽烟、暴饮暴食等不良生活习惯、气候原因和空气污染等等，不能简单地下定论。“在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之前，不能说什么‘北京咳’”，但是引起咳嗽，怎么会与雾霾天气和PM2.5指数超标毫无干系呢？既然原因很多，或是综合性的，然而原因中怎么就不会包含雾霾天气和PM2.5指数超标呢？因此，“这词儿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这个判断从何而来呢？又将如何令人信服呢？笔者写这些文字时正咳嗽着。笔者所在办公室在一座全封闭的大楼里，透光窗户很多，但没一扇能够打开；通风系统似乎在内循环，楼里的空气之污浊且闭塞不必多言；因此一进大楼就咳嗽甚至头晕，出了大楼就停止咳嗽也神清气爽，尽管外面的空气也不敢恭维。但愿单位领导不要说我这是对办公大楼的“极度侮辱”。

也没闻知热爱伦敦的人士说过，狄更斯写《雾都孤儿》是对伦敦的“极度侮辱”。恰恰相反，伦敦发生“烟雾事件”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1956年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规定伦敦城内电厂必须关闭，针对废气排放制订明确的处罚措施，并抑制私家车数量，减少空气中的烟尘和颗粒物，到1975年，伦敦每年雾日便减少到15天。同样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德国用了30多年，日本用了20多年。所以，与其说“北京咳”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不如说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对北京的侮辱，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对大自然的侮辱。而最终的结果，受损害的不仅是偶尔来到的老外，更多受损害的是北京人、中国人。

解决“北京咳”至少有这样几件事可以做：提倡多穿冬衣，降低冬天供暖标准，减少供暖天数，由此大幅度减少煤炭燃烧；大力补贴公共交通，为公共交通提供专用通道，降低公交和地铁票价，吸引更多的民众乘坐公交和地铁；提高燃油标准，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大力限制公车使用，大力减少空车行驶，鼓励出租车拼车，让乘客和出租车司机同时得益；机动车费改税，并入油价，多烧油，多交税，鼓励民众尽量少用轿车出门；鼓励市民种花养花，城区多栽树。至于改变工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强产业升级、减少碳排放、加强污染处理，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