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医院赔”不能成惯例

最近，上海发生一起特殊的医患纠纷：首例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不幸病逝，其家属以“医院采取的救治措施不当”为由，向医院索赔107万元，医院最终给予人道主义补助13万元。

从患方的角度看，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感冒发烧到医院就诊，很快就呼吸衰竭，撒手人寰。面对人财两空的结局，家属自然无法接受。从医方的角度看，H7N9病毒是人类首次发现的新型病毒，在疫情初期，医生根本无法预见，只能按重症肺炎诊治，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救治失误。患方提出巨额索赔，没有法律依据。

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日益增多，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人死在医院里。有人认为，患者到医院花钱看病，医生必须治好，治不好就要承担责任，给予赔偿。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通常会倾向于同情患者，即便医院没有任何过错，也要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救助，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但能否救活则是科学问题。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世界，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人类已经能够遨游太空，但对于生命的认识还处于童年阶段。人类已知并命名的疾病有数万种，能够根治的只有区区几种，对于大多数疾病只能缓解症状。苛求医生包治百病，是不符合医学规律的。人体千差万别，病情千变万化，在疾病面前，哪怕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患者出现医疗意外，原因非常复杂。有的是因为医学技术的局限性，有的是因为病情的特殊性，有的是因为医生的水平不够高，有的是因为医生的责任心不到位。总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是非，不能简单地做“有罪推定”。根据《侵权责任法》，假如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并给患者造成了伤害，医院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不管孰对孰错，人一死就让医院赔，极有可能加剧医患对立，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而探索则意味着两种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当“农夫和蛇”的故事屡屡上演后，医生就会趋利避害，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最大限度保护自我。一种是采取消极的防御性医疗，即面对病情复杂的病人，能做的手术也不做，该冒的风险也不冒，尽量采取保守治疗方案，而不是最优治疗方案。另一种是采取积极的防御性医疗，即面对病情简单的病人，即便能够做出明确诊断，也要开出一大堆检查单、化验单，用最先进的仪器来验证，以防因漏诊而被起诉。因为在医学上不必要的，在法律上却是必要的。如此一来，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患者。

在一个法治社会，患者依法维权，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一死就闹医院，有理没理都索赔，这就不太正常了。从表面看，让医院赔钱是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和谐；但从深层看，这不符合法治精神，属于典型的“摆平术”，既挫伤了医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减少医患冲突。事实上，“摆平术”并非医患和谐的润滑剂，而是一剂麻醉剂，只能暂时缓解疼痛，不能根除病症。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既要维护患方的利益，也要维护医方的利益，而不应牺牲公平正义原则。解决医患冲突，需要法治保障和制度保障并重。对于那些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贫困患者，或者因病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政府应有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通过基本医疗保障、特殊医疗救助、商业补充保险等措施，最大限度地解决患者的实际困难，消除医患冲突的经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