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难做论”需制度化纠偏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因涉嫌受贿4755万余元出庭受审。在法庭上，他吟诗表达悔悟坦言清官难做，希望更多人能吸取教训，淡泊名利，清白为官。（9月11日《京华时报》）

被告人“贪官”张曙光，现在，只能通过最后陈述追忆自己不平凡的往昔，那些曾经奋斗过的“光辉岁月”，经他此刻不无悲悯的陈述，令旁观者也难止唏嘘：一路吃苦走上高位，也曾拒绝诱惑，且为国家高铁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到头来终究难逃“贪腐”宿命。

吃过苦、干过事、拒绝过诱惑，最终却沦为一方“巨贪”，锒铛入狱，结局如斯的官员不是一个两个，常常令人扼腕叹息。这些官员，吃苦不可谓不多，贡献不可谓不大，能力不可谓不强，曾经也必想过要清清白白为官。可是，就如张曙光悔悟的那样，“淡泊名利、清白为官”，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都有消极颓废的时候，官员也是人，在诱惑面前，要保证屁股干干净净的确很难。

“始为天下忧，后为天下羞”。哀叹“清官难做”，似乎别有一番苦楚在心头。“清官难做”自然不能当做贪污腐败的借口，更不能作为“身败名裂”后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清官难做”的确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客观存在，甚至成为当下某些地方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

“清官难做论”，绝非今日官场的衍生物，而是古已有之的历史命题。要知道，清官从来都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古代的百姓拥戴清官，歌颂清官，是因为在那样专制的体制下，贪官、昏官、庸官把他们坑的太苦，为民做主的清官实在太稀少。在古代官场，做清官难，难做清官，根本上是人治造成的，官员的选拔、任用、评判、考核、奖惩、升降全部被“人上人”垄断，为民做主的清官能有生存空间吗？

清官之难，不仅难在如何冲破自讨苦吃、同僚倾轧、上司作梗这些很现实的官场处世哲学上，更难在官本位与民本位如何取舍上。古代是人治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官本位被奉为圭臬，官员不可能摆脱“清官难做”的困境。而正因官僚系统整体性的“民本位”的缺失，一旦出现个别官员为民请命或为民伸冤，往往被拥戴为“清官”，其故事在民间经久流传。

现代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现代中国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法治取代了人治，“民本位”取代了“官本位”。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伸张正义就应该依靠法律，而不是清官；民本位成为执政的基本理念，为官者就不应只想着升官发财，贪污腐败。民主法治社会，既不是清官们活跃的舞台，更不会给贪官们留下滋生的土壤。

官场上的“清官难做论”，与民间的清官情结，说到底都是有悖民主法治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因此必须予以纠偏。首先，要加大制度反腐力度，通过完善制度，让清白为官的人自始至终独善其身，让贪污腐败的人刚一露头即受处罚，让坏人付出代价，让好人善有所报；其次，要健全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干部的清浊好坏、奖惩升迁，最终标准要看人们群众是否认可，是否拥护，营造公平、清正、廉洁的干部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