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官员到企业兼职、任职的未竟之问

尽管此前中央对党政官员在企业兼职、任职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限制，却一直效果不彰甚至越限越多，政商双方“互通有无”的强烈冲动，是最根本的原因。此次的《意见》比以往的历次规定都更为严格和严厉，但能否真正遏制政商之间的互通款曲，还有待长期的观察。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现职或离、退职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事项，作出了详尽的限制性规定。（见《北京青年报》10月31日A6版）

政商之间，从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中，也从来不存在与权力彻底切割的“纯粹”的自由市场。因此，尽管“旋转门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为了尽可能地维系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为了尽可能地防范企业借助利益输送的方式侵蚀官场，世界各国对这扇“旋转门”的约束和限制，也都有相对成熟的制度和实践。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限制更是格外必要，但也面临更大的困难。

首先，“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对中国官员有更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约束，其中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须远离经济利益的诱惑。即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而不能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员那样，在政商两界自由进出，为官、发财交替而行。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导致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远远大过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进而导致官员手中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极其巨大，也必然为商界所觊觎。而拉拢掌握行政权力的现职或离、退职官员进入企业，几乎是接近这些资源的最便捷途径。这样的途径一旦打通，企业自然获得竞争优势，却打破了平等竞争的市场均衡。

事实上，尽管此前中央对党政官员在企业兼职、任职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限制，却一直效果不彰甚至越限越多，政商双方“互通有无”的强烈冲动，是最根本的原因。

此次的《意见》比以往的历次规定都更为严格和严厉，但能否真正遏制政商之间的互通款曲，还有待长期的观察。

当下尚不明晰的是，《意见》所称的“企业”之中，是否包括国企？目前中国的民企及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上市公司，大多只能延揽离、退职官员进入公司任职，或聘任现职官员出任顾问、董事等闲职。而真正的“旋转门现象”，几乎仅存在于国企高管与党政干部之间。不少大型国企的主要负责人出自党政干部，而经营有成的国企高管转任行政高官，也并不少见。

如此，若《意见》所称的企业包括国企，则这一实行多年的制度，乃至整个国企管理理念和模式，都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而如果《意见》所称的企业不包括国企，党政干部仍然可以经“批准”而进入国企，则政商之间如何设置有效防火墙仍需进一步考量。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