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形成良性政治还有长路要走

“红衫军”和“黄衫军”又出现在曼谷街头。25日，围绕修改宪法第190条和通过特赦法案的政治对立在泰国升级，反对党组织众多抗议者闯入多座政府大楼，要求泰国总理英拉下台，泰国有再次陷入政治动荡的危险。

泰国重现政治乱象，实乃良有以也。往远不说，就近而论，自2006年9月前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来，在曼谷街头，对立政治力量间的激烈碰撞，已不知上演过多少个来回，其间又有多少房物被毁、人员伤亡。泰国总理在最近七年间，也已经如走马灯般换了一个又一个，目前在任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从2011年8月起已执政两年多，算是近年来任职时间较长的。

英拉眼下遭遇的政治危机，直接原因是执政党寻求改变上议院议员的产生办法和赦免前总理他信，其根源则是近些年来泰国内部所形成的新兴资本阶层、农村草根阶层和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行政官僚、曼谷中产阶级、地方家族势力间的利益分殊。利益格局决定了政治格局，由此形成的不绝纷争，又因泰国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欠缺合理性，在政治文化上不够成熟，而火上浇油。

从世界范围的政治发展经验看，较为良性有序的国家政治形态，一般来说都不可缺少两个方面：一是全国性政治权力的集中化，二是民主政治程序的理性化。此两点在泰国都还有明显不足。

从全国性政治权力来看，泰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尽管下议院决定内阁组成，但上议院仍拥有否决法案的权力，这使上议院还可对下议院形成实质制约，泰国的最高国家权力被分化。而泰国宪法法院对国会决议的审议权力，则又冲击了“议会至上”的现代政治准则。泰国这些不同权力机构间权力分立、兼之国王时不时也干预政治过程，表面看来体现了权力制衡的精神，实则背离了国家政治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于某一机构的现代传统。比如当代英国的政治权力基本都集中在下议院，上议院和国王皆无否决下议院决议的权力。英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府的效率，很大程度因缘于此。

泰国由于政治制度设计上的缺欠而易出现政治僵局，与之相似的乃是美国。不久前美国曾经发生财政预算危机，政府一段时间停摆，缘由实与当前的泰国政治危机如出一辙，乃是总统、参众两院间的权力交叉，导致三者之间互不买账。这种制度设计其实是英国16世纪都铎时代的翻版，盖因其问题多多而在后来被欧洲大陆普遍抛弃。泰国如不能推进政治制度变革、将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下议院，其政治乱局在未来还会发生。

从政治文化氛围看，泰国尚未形成高度尊重程序的民主政治环境。民主政治不是动辄上街游行，即便上街游行，其诉求也不能一味是改变政府而非修订某些具体政策。在理性、成熟的民主政治状态下，不会稍不如意就随时要求更换政府，一旦确定规则和程序，政府的形成与更换，都要按照既定的规则，遵从既定的程序，而非简单“顺应民意”，即便一个政府做出了不当举措，也不能由街头政治说了算，这只会导致政治混乱。泰国以“红衫军”和“黄衫军”为表征的街头对抗，已经成为泰国政治的一种常态，这种民粹主义的政治表达，是政治文化发展不足的表现。

泰国频繁的政治动荡，当然还与这个国家处在现代化中途紧密相关。在他信执政年代，新兴资本集团选择与农民结盟，此举深得泰国广大弱势群体的欢心，也成为他信政党及其后继者的主要权力资源。在一个国家刚刚处于现代化的阶段，政党与农村的结合，有助于一个政党的政治地位，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问题在于，经过上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今天的泰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城市而非农村已成为国家的经济、政治甚至人口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泰国执政党对农村的“偏爱”，只会加剧城市中传统资本集团、中产阶级、行政官僚群体等保守力量对政府的反抗，而且反抗的强度和压力已远远大于以往。泰国反对党对英拉政府的不满，有一个原因就是英拉推出了规模数十亿美元的水稻种植补贴计划，此举对农民有利，却也拿走了城市中产阶层的一块“蛋糕”。

泰国的困境绝不只是某一两个国家的困境。在推动政治发展方面，形成合理的政治权力、理性的政治氛围、有序的民主程序，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泰国现今所提供的，教训仍大于经验，值得很多国家观照、思考。

程亚文（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