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坏老太”

整整一周时间，四川达州“坏老太”事件仍在不依不饶地持续发酵。11月22日晚，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经调查取证后，依法对“摔倒太婆”蒋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蒋某年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太婆儿子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此后，多家媒体赴达州采访，太婆蒋某屡屡向记者下跪，希望媒体帮他们挽回声誉，而“技术控”网友多方论证“摔倒时不可能抓住孩子手腕”等细节。（11月27日《华西都市报》）

蒋太婆究竟是“坏老太”还是蒙冤者，地方公安部门的说法已然板上钉钉。当然，行政处罚自有事实依据、有法律准绳，是否申请复议，也是当事人的权益与自由。在真相面前，舆论与道德自当秉持公序良俗的基本维度，惩恶扬善，该表扬的要表扬，该谴责的要谴责。尤其在底层道德似有沦陷之忧的时候，群情激奋，也是为了捍卫“礼失求诸野”的最后斯文。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只是，我们在达州“坏老太”事件上，还是窥见了氤氲其间的可疑影像：一者，一起道德事件，能持续发酵一周而毫无偃旗息鼓的架势，这并不是特别常见的事情。尤其是在诸多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的语境下，对“坏老太”的穷追猛打，并没有与对搀扶孩子的褒奖肯定成正比。换句话说，舆论的兴奋点是单一的，就是“发现人性之恶”。

二者，道德生态固然需要捍卫，但在谴责与鞭笞的时候，也得有自己的边界。有人对太婆的下跪解释为“连自己尊严都不要，哪还会在乎别人的名誉与尊严”，有人对太婆的申诉理解为“与其遗臭万年不如打死不认到底”……诛心之论，不一而足。且不说太婆一方的申诉是否有理，也不说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是否正义，即便在最低层面，“坏老太”也还有另一个对等的身份——“公民”。真正的道德，从不会挥舞着暴力的棒子，以示自己的高端大气。就算这真是一个“坏老太”，是不是就该无底线、无下限地谩骂侮辱？这些问题，自然不是要为失德行为张目，而是明确在道德之下，还有最底线的法治契约。

此刻，情绪占据了理性的高地。说到底，是因为等了这么久，我们太需要一个“坏老太”了。

是的，“坏老太”是一场久旱之后的及时雨，说不出的丝丝顺滑、熨帖人心。因为有了“坏老太”，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孩子说，“以后见到老太太，绝对不许搀扶，让那些‘搀扶老人指南’见鬼去吧”；我们也可以“该出手时不出手”，谁知道那些惊心动魄的危难是不是“坏老太”们在演戏呢；我们还可以假装这个社会是道德勃发、温情盎然的，因为它们都躲在“坏老太”身后……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似乎还带来一个隐约的逻辑前提：你不治理好这些“坏老太”，如何让我去见义勇为？

世界参差多态，人性繁复多元。老人也好，小孩也罢，都没有天生合适套用的标签，这就像高矮胖瘦，各各有异。蒋太婆即便真是“坏老太”，又能佐证些什么呢？千千万万老年人中， 良善者有之，碰瓷者有之，但即便有道德风险，也是制度当出手化解的事情，而绝非公民因此而袖手旁观的理由。一句话，一个“坏老太”，豁免不了冷血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