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罚单不应从纳税人兜里掏钱

环保部日前下发《关于做好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批评部分地区“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不主动、不及时，应急措施滞后，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12月17日《中国环境报》）

“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漠然的姿态背后，或并非地方政府部门认知的麻木，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规避政绩单上的污点，或要比解除空气污染的威胁更为紧要。此番环保部的《通知》，驱散环境信息的雾霾，正是空气治污的前提。但显然，这只是工作机制的完善。要让这种工作机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并发挥效力，恐怕还得纳入到政绩评价体系中来。

前段时间，辽宁的“雾霾罚单”备受关注和争议。秉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问责的矛头理应指向高污染的企业，以及落后发展观念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可到头来，“雾霾罚单”罚的却是纳税人，企业、政府和官员的利益却毫发无损。因此有人建议，“雾霾罚单”不能伸进纳税人的钱袋子，而是应该砍向污染企业的利润，指向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单。

毋庸置疑，“雾霾罚单”是种工作机制的创新，但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并未触及对相关利益群体追究和问责的关键问题。而环保部的《通知》，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尴尬。

从《通知》来看，只是要求建立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制度，规范信息发布渠道。至于预警信息发布滞后、报送不主动，地方政府和官员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并没有要求。科学的工作机制如果没有配套的问责机制来推动，那么预警监测信息报送制度难免悬置。当然，《通知》在问责方面表现出的绵软，也体现出环保部的尴尬，光凭环保部恐怕力所不逮。

表达铁腕治污的“雾霾罚单”也好，驱散信息雾霾的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制度也罢，归根到底，只是工作机制的改变。而要改变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政思维和政绩理念，避免在环境问题上失职渎职现象的发生，根本的驱动力，还是相应配套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时言平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