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保障让爱心接力走得更好更远

日前，福建省委文明办、民政厅发布《福建省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将志愿服务时间像存款一样储存记录起来，达到一定时限后可享受升学、就业、使用公共设施等激励优惠。（12月19日，《东南快报》）

像福建这样为志愿服务建立回报机制的做法，已非个例。比如，北京规定志愿者经历将作为高校录取时的参考，上海则把“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志愿者”等相关内容写进地方性法规之中。但是，这些保障制度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争议的焦点在于，志愿服务与功利之心的界限何在？适当的回报是否说明了志愿服务是可以有偿的？志愿服务能否超越功利性诉求？

笔者认为，是否给志愿服务者以适当的回报，应当放到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现状的大背景下去考量。不可否认，当前，志愿服务的氛围还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志愿者面临的窘境也比较普遍。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志愿者的流失率高达40%。究其原因，是社会公众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度不高，对志愿者的服务行为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把志愿者看成廉价劳动力。这挫伤了志愿者的积极性和服务热情。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志愿服务就应当像做好事一样，不留名、不求回报。其实，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既需要宣传、教育、倡导，也需要肯定、激励、表彰。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占人口总数的40%-50%，而我国的占比则不到10%。仔细探究这些国家发展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政府激励引导的作用不可或缺。比如，丹麦从法律上规定，从事一定量级志愿服务工作的青年可以免除兵役等。

由此可见，当志愿精神还没有普遍深入人心，志愿服务还不是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就需要政府来引导、推动一把。因此，现阶段给志愿服务者适当“回报”、“优先权”的做法，可以视为一种行政推动、法律推动，这样的制度保障有利于让爱心接力走得更好更远，我们不应曲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发出的善意。

回过头看，社会上关于志愿服务与功利之心的争议不绝于耳，其实是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如何规范和发展志愿服务的问题。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志愿服务的普及，关键在于从小培育公众的志愿服务意识，为志愿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而在志愿精神成长过程中，则要引导志愿者逐渐超越功利的诉求，转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回报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