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发生的政绩观革命

今年起，辽宁省沈阳市政府绩效考评将有较大变化：适当调低了经济发展的考评分值，新增设改革创新考评指标，取消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奖，增设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奖。

政府绩效考评的变化大体反映了政府对自身要求的变化，绩效考评像一只看得见的手，指引着地方政府朝着新的政绩观方向走。从沈阳的政绩考评变化可以看出政府的意图：调低经济发展考评分值，将其增加到改善民生方面，说明在政府工作中，民生工作越来越重要；取消GDP增速奖，则是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对GDP增速不作要求；此外，增设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奖，这是将原先对GDP增速的待遇给了环境保护，充分说明当地政府对环境工作的重视。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政绩考评的改变，在更大范围里，政绩观已经在发生显著改变。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形成“GDP将从高速增长回落到稳步增长”的共识，“保八”或者“保九”的传统心态正在扭转。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重要，当下中国，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怎样建设经济，大的经济建设理念已经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定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如果应用到政府的经济工作，那就是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不再刻意追求GDP的增长。在地方层面，如广东这样的改革开放先行地，很早就提出“不唯GDP增长”的新型政绩观。在今年的全国各地“两会”上，有22个省市下调GDP增速目标。某种意义上，神州大地正在悄然发生一场政绩观的革命。

政绩观的扭转与国情的变化有关。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主要竞争目标，以土地、税收、环境、资源等为吸引资本的手段招商引资，以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银行为主要融资渠道，几乎成为一个大公司。很多官员因为会招商，会发展经济，得以迅速升迁。应当说，这种地方竞争模式及其形成的政绩观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带来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国进民退。近10年，这些问题变得愈发严重，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人们对GDP的要求不再那么迫切，希望政府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人们最容易注意到的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比较容易忽略另外一句，就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两句话是指导所谓新型政绩观或者新型政府绩效考评机制的重要标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其经济管理的功能，但同时也表明政府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大包大揽像个大公司。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的关键词是“治理”和“现代化”。从前的政府行为更接近“管制”，而现在要实现的是“治理”，后者更为柔性。现代化则表明治理方式应该告别传统的管制思维，而走向履行公共职责的现代思维。

新型政绩观要真正得到扭转并不容易，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情况也不大一样，所以各地区的政绩考评标准不必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大方向非常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