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增长需要“新的调控经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表示，去年中国在实践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累了新的调控经验。中国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关报道见A3版）

总理作出的这个表态，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本届政府建立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正值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阶段，原有以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具备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引擎转为依赖内需，但由于我国的内需市场一方面还缺乏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创新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居民还不完全具备能够支撑庞大消费市场的购买力，因此这个新引擎的效能还未充分显示出来。针对这种情况，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了经济稳增长的目标，随后有5个省份公布今年的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额约7.13万亿元，后续还将有央企推出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项目。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对政府出台短期刺激政策的期待。

所谓短期刺激政策，是指由政府出面，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向市场释放利好信号，促使市场在短期内能够出现强劲上升，其手段包括财政资金支持、扩大投资、税收优惠、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比例等等。在最近一二十年里，我国频繁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保证了经济增长处于一定水平线之上，特别是在几年前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大单等一系列刺激政策，有效阻止了危机在我国的蔓延，保证了经济增速没有出现滑坡。但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也有明显的副作用，一方面它使经济运行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政府的调控，市场机理受到损伤；另一方面这种刺激政策很容易诱发市场产生逆反效应，比如投资扩张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损耗，货币扩张引发通货膨胀。

因此，早在上届政府执政的后期，已经严格控制短期刺激政策的出台，本届政府建立后的一年内着力于政府职能改革，以简政放权为抓手来向市场释放活力。当然，这种改革更注重于为中国经济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而在短期内来看，经济转型自然会带来阵痛，这种阵痛就表现在经济增速不大可能像短期政策频繁出台时那样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

现在的问题是，当经济增速出现下降之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忍耐能力。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中国有数字庞大的就业人口，经济增长过低，意味着大量企业不在正常运转状态，劳动力就业会出现危机，这种情况一旦扩散，就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难以保持稳定增长，并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调整到以内需为增长引擎的效果上来。

因此，李克强总理在去年提出了底限和上限思维，即经济增长不能滑入底限，物价上涨不能突破上限。这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新思路，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新的调控经验”。它更切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也避免了政府被经济数据所倒逼，过于频繁地推出短期刺激政策。按照这样一种新思路，政府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推进职能改革，逐步培育和壮大经济的内生机制。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的下行保持一定的忍耐力，而在行政考核上放弃GDP指挥棒，实际上也已经为政府的这种忍耐力提供了条件。

当然，对经济增长确立底限思维，这固然表明在底限之上政府不必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但一旦突破了这个底限，由于很可能触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因此政府仍然有必要推出适当的刺激政策，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可以经常见到的，也是保持经济稳增长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讲话中并没有回避，他说：“我们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韧性。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但是，即使是出台刺激政策，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其长远效应，而不能为了短期的效应损害到长期的市场机理。

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重提稳增长口号的同时，还推出了三项经济推进措施，包括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这三项经济推进措施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视为刺激政策，但它与前几年推出的短期刺激政策有明显不同，它更注重于提高民生福祉、体制改革和向与底层就业关系密切的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它们不仅能够收获短期效应，更能够对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起到长期作用。

周俊生（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