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反腐”不能牵强附会

身处“大数据”时代，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依靠数据分析来求解各种社会问题的趋势、本质和结局。通过大数据，警察可以预测犯罪，商家可以分析消费者行为，就连本届世界杯，也跟大数据发生了关联——史蒂芬·霍金教授也用科学公式，计算英格兰队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夺得世界杯的概率。

既然大数据如此神通，那么困扰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是否也能够从中求解呢？随着反腐风暴的推进，贪官数据的积累越发丰富，而透过这些数据，确实能够发现一些共性和特性，作为监督的媒体以及监管的反腐部门，也试图从中解析出腐败发生的规律。

最近的一场解读，是针对中国官场的女性群体。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12名女性官员被调查。而在此前，也有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人士发表文章提出，女性职务犯罪率快速增长的态势明显。（6月16日《新京报》）

基于贪官性别特征的数据挖掘，对于发现腐败规律有多大意义？对于公众而言，恐怕更多的目光，还是聚焦在“权色交易”这般香艳的描述上。正如男性贪官落马，情妇、小三等信息，总能获得最高的关注率。可很显然，这些香艳的花絮，并非我们认知腐败、发现腐败规律的重点。某种意义上，这种侧重特性刻画，而忽视共性探析的浮躁围观，非但无异于防腐反腐，还极容易干扰治腐的视线。或者说，对于女贪官的梳理，更像是个噱头十足却功用有限的命题。

微观而言，女性群体之于官场，固然有其特性。但置于整个官场生态，在男女平等的今天，这种特性对于职务犯罪发生率的影响并不大。为了可以强调女贪官的性别特征，而进行数据挖掘，难免牵强附会。事实上，随着女性进入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多，升迁机会越来越与男性平等，官员身份的性别边际，正在消失。

那么，真正值得挖掘的贪官数据是什么呢？立足于制度反腐，或更应该去挖掘权力出轨的共性，以及权力滥用多发的情境和土壤。比如哪些领域腐败集中，是否应该对这些领域的权力有更加严密的监管；比如腐败生发多由什么因素所决定，这些因素的消除是否需要更加透明的监督环境……通过腐败行为的共性分析，无论是反腐利剑的指向还是制度笼子的编织，才能具有针对性。光盯着女性的特征以及香艳的插曲，很容易让人忽略腐败的本质。

当然，大数据反腐的本质，也是种方法论，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视角，来重新发现腐败的实质。而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时尚的大数据分析，或许都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反腐的根本路径，是约束权力，通过制度，在人的欲望和权力之间建立一道防线。欲望的强烈，不分男女，只要权力不受约束，就有可能滋生贪腐，侵蚀正义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