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高”的考核指标让大学失去灵魂

这个暑假，华中地区一所重点高校教师张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样，32岁的他需要打点行装，告别妻子和两岁的小孩，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5年前张放在这所985高校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发了6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参与过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和973计划项目，本以为今年的职称评审十拿九稳。让人意外的是，张放最终倒在了学校人事处的终评环节——学校评副教授的标准又变了，“今年起，没有出国经历一票否决”。

没准等张放访学归来之后，学校的标准又变了，就如媒体报道，张放的博士班同学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学校规定要有出国经历，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这位同学自费10多万元出访，没想到刚刚结束访问学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规则改成新疆等边远地区支教半年以上就行。这变来变去的考核指标，表面上看，是学校晋升职称的标准越来越严——等着要晋升的青年教师多，而名额就那么几个，当然，条件要越来越高。但实际上，这是行政治校导致的学术评价粗陋化，“越来越高”的考核指标，只会引导教师围着指标转，而达成指标的过程，恰是背离教育、学术规律，败坏教育和学术风气的过程。

对于大学的管理者来说，调整指标是很容易的事，按照论文、课题、经费、专利等指标，只需每一项上调数据，或增加“难度级别”即可，比如，以前要求论文5篇，现在要求8篇，以前只要求有课题，现在要求必须有国家课题。管理者并不管这样的指标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只管用这样的指标，起到两个实际效果，一是用指标将晋升的老师遴选出来，二是以此让学校学术成果丰硕。

不断调高的指标，确实让学校的成果更多，论文数、成果数，显著增加，可是，这些成果有多少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其中相当数量是完全围绕晋升、考核而炮制的；老师们又有多少为了达到指标要求，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理想、教育理想？也许在学校看来，这样的指标，有助于让青年教师拓宽视野，但当追求目标已经变异，价值也就值得怀疑。

可以推想，如果大学的治理方式不变，今后大学的晋升门槛会越来越高，而且，当年被晋升门槛为难的教师，在拥有评审权，媳妇熬成婆之后，变本加厉地抬高门槛。这越来越高的门槛，会为我国大学带来一流的学术和教育吗？未必。

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评价教师，本身就是错误的，用一再提高的论文数、发表期刊档次，来“遴选”教师，这不是学术评价，只是行政对学术、教育的傻瓜式管理。拿着这样的考核指标，就是小学生，也可分出教师的“优劣来”——谁的论文多、发表的期刊档次高，谁就优秀。教育、学术评价是针对教育能力与贡献、学术能力与贡献而进行的评价，这需要针对教育和学术本身，而不是变成简单、粗陋的数量指标。实行这样的评价，需要教育和学术管理摆脱行政，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

数量指标除制造急功近利之外，对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没有多大实际价值。今天，在我国985高校中，每个教授都能列出一长串成果，可是，这些成果中，有多少是教授们自己真认为有价值的？而除了谈论课题、经费之外，还有多少教师在谈教育理想、学术理想，能花时间静下来和学生一起谈人生？毋庸置疑，在数量指标之下，大学可以展示的成果越来越多，教师们也越来越忙，然而，大学却失去了灵魂，功利的教育和学术追求，对大学精神、文化的伤害是致命的。

熊丙奇（上海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