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忧“未富先懒”更该关注人力资源错配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未富先懒”已成为中国的隐忧。“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文中作者呼吁：人不能懒，而应勤于创新，以知识与技术驱动中国的未来腾飞。（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从“未富先老”、“未富先炫”、“未富先累”到“未富先懒”，这两年，越来越多“未富”前提下出现的社会问题开始引发关注。然而，相比有大量实证数据支撑的“未富先老”，“未富先懒”这种说法能否成立，目前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首先，什么叫“懒”，怎样算“勤快”，本来就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词汇。虽然说，相比起泥腿进城、白手起家的父辈，年轻一代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吃苦耐劳方面，还是就其抗击打、抗挫折的能力而言，的确多有不及。但如果将他们与国外的同龄人进行比较，应该说中国人还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例证是，如今中国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间长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即便是以工作勤奋著称的日本人也仅为1758小时。因此，笼而统之地指责国人“未富先懒”未免有失偏颇。

事实上，文中所列举的那些“未富先懒”的例子，一部分属于合理的资本投资行为，比如，在一些大城市，部分市民要么靠出租房子为生，要么凭市民身份拿到相关营业执照，出租给前来打拼的外地人。将此行为归为懒惰甚至不劳而获，只能说评价者的思维认知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实在out了；还有一部分，像有些公务员很讲究“廉政”，但却不重视“勤政”，有人将工作视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则主要是由于制度监管疏失而非个人品行问题造成的。

至于“向往一份轻松又赚钱的工作”，那完全是人之天性，有什么好指责的？而“二代”变懒，甚至屡屡以颇为负面的形象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存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刻苦勤奋、全身散发着正能量的“二代”同样不乏其人。因为一部分人好吃懒做，就将全部“二代”一竿子打翻，如此臧否法不说是故意抹黑，至少也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

更何况，懒不懒惰终究只是个道德问题，坐吃山空虽然不值得鼓励，但那也是个人的自由。至于由此导致的劳动力不足、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加以调节。相比道德层面的劝懒促勤，更应该引起关注的其实是人力资源的错配问题。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持久的工作动力。然而，囿于体制及历史的原因，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岗位“所占非人”的情况，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大庆石油“世袭制”问题便是一例。如何扫除这些阻拦劳动力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的体制、利益障碍，是当前最急需执政者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将所有人都引导到适合他，并且他也感兴趣的领域和岗位上，才能真正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进而消除诸如“未富先懒”等社会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