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 “呼格案”中的媒体作为

19年前已被执行枪决的“呼格案”，经内蒙高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10天后，内蒙高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向呼格父母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近206万元人民币。对于赔偿结果，呼格家表示“能够接受”，但强调钱多少都不能弥补此案带来的伤害，“希望类似的冤假错案再也不要出现，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新年愿望”。

我们感佩呼格家人的善良，自己承载着在冤案中失去亲人的痛苦，却不忘对社会、对他人远离冤假错案的祈祷与祝福。金钱不能赎回被冤枪决者的生命，但以国家名义的赔偿，必须唤起避免冤假错案的反思。否则，这笔钱稍有安抚呼格家人的作用，却没有敲响社会警钟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只是政府和司法界，作为社会的方方面面，谁也不应该自认是毫无干系的旁观者。

作为媒体及媒体工作者不能不反思：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从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曾与我们发生联系？一个冤假错案的酿成及平反昭雪，媒体的作为或不作为、错作为会产生什么作用？

呼格被冤，首先是当地司法体系的失误，公检法三家各有各自的责任。不论是公安局侦办案件、检察院提起公诉，还是法院的独立审判，第一原则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个积极的报案人，最后被公安局认定、被检察院公诉、被法院判决为死刑犯，毫无疑问是违背事实的误判。这种误判，不能说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故意，但出于某种动机的主观意志（比如破案立功）推动了冤案形成，却是大有可能的。

一个案件发生之后，媒体以报道者的身份与案件产生联系。从当时情况看，“呼格案”的侦破与审判都不是封闭的，即媒体可以采访、报道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但从当地媒体当时见诸报端的报道看，主要是循着司法机关有罪推定的思路，肯定并大加赞扬破案的智慧与神功。媒体是舆论公器，发现事实、接近真相并向公众报道是其最重要的职能。限于专业，媒体可能难以及时发现、准确判定与案件侦办、审判相关的事实；你可以不报道，就如可能做不到时时讲真话，但可以做到不讲假话，不渲染、不报道自己都没搞明白的事实与真相。一旦你报道了发言了，且带有既定倾向性，就会产生销蚀社会质疑与监督的作用，为冤假错案的形成铺平道路。

“呼格案”启动重审的艰辛历程，见证了媒体的发现与职业坚守，对冤案的纠正有多重要。改判是法院作出的，但没有媒体人义无反顾、长达九年的呼吁与推动，这迟到的正义还不知会迟到至何年何月。2005年因真凶落网，已毫无悬念地反证了呼格的无辜。然而，那些在“呼格案”中晋职加薪的有功人员，本能地不想看到冤案推倒重来，自身名利的考量也可能远远超过还冤魂以公道。感谢新华社记者汤计，在发现了冤案的真相及证据之后，写了5次内参向高层反映，最终战胜了使该案久拖不决的“一股力量”。

记者对事实的发现，是一种素质与能力。没有是非原则，没有价值标准，就不可能发现、报道事实真相，就不会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记者对职业伦理的坚守，是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支柱。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担当国家与社会瞭望者的角色，成为有所作为的文明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