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深度与态度

近年来，每每提起我国的影视、文学创作，“尺度”，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由于审核较严、“尺度”很小，因此，创作空间被挤压，影响了优秀作品问世。

春晚语言类节目，多年来呈现“疲软”之势，见不到讽刺力度大的佳作，就被认为受“尺度”所限。因此，当羊年春晚“讽刺尺度突破30年之最”的消息传来，大家无不期待，大“尺度”之后，语言类节目，将涌现出怎样的佳作。

但现实却有些令人失望，三个反腐主题节目——相声《这都不是我的》、《圈子》，小品《投其所好》，相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同样讽刺官员、领导的春晚相声、小品《打扑克》、《巧立名目》来说，情节的设计，语言的幽默感，都欠火候，“一点也不好笑”，就更别提突破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可能还是与“尺度”有关——创作者内心的尺度。或受多年来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创作者已习惯了在某个尺度范围内创作，虽然尺度放宽，可他们已经不适应了，还会自我设定尺度：对放开尺度将信将疑。也许在他们看来，能允许讽刺官员，就已经突破“尺度”了，观众期待的是讽刺出意境来，而创作者只满足讽刺就行——你看，已经讽刺了官员拍马屁、收车、收房、养情妇，这已经够大尺度了！

但更主要的，恐怕不是“尺度”，而是创作的深度和态度。尺度和环境对创作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尺度并非创作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所有原因，把创作的问题全部推给尺度问题， 与把个体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全部推给体制问题，是同一思维——大家都在“尺度”、“体制”的理由下，心安理得地满足于低水平。当“尺度”、“体制”的理由不再存在，这就会变为“裸游”，显现出真实的深度、水平和态度。

不论“尺度”究竟如何，创作者都必须坚持创作的底线，要深入生活，潜心创作，不能闭门造车、自以为是，更不能将他人作品占为己有，剽窃、抄袭。据报道，为创作春晚反腐小品，有关创作者还到一线体验生活，纪委还专门为创作支招，可是，从最终呈现的节目看，似乎看不到半点到一线体验生活的影子，因为这些故事情节，已经“老掉牙”了，很多新闻揭露的贪腐情节，比节目设计的情节曲折、精彩许多。可以说，节目创作时，挖掘的深度并不够。

这是一个流行快餐文化的时代，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在“赶场子”，尽快“出活”，因此，也就急功近利，缺乏对作品进行打磨的工夫。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样，离开了深入的钻研，对高品质的要求，却希望出一流的作品、成果，只能是痴人说梦。

其中，最重要的，要坚持诚信的底线，这是创作的基本操守，也是最基本的态度。然而，在春晚舞台上，语言类节目却频频遭遇抄袭质疑，今年居然有两个小品——冯巩的《小棉袄》、贾玲和瞿颖合作的小品《喜乐街》，同时遭遇质疑，这让人很不是滋味。但春晚的出品方却采取以前遭遇质疑时的一贯做法，对此不加以回应。如此态度之下，“抄袭”被不了了之，有多少人有原创的动力？这种态度，也是我国时下学术界的普遍态度，在高喊着创新，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同时，对其轻描淡写地处理。

尺度、深度、态度，不只是我国文艺界需要思考的问题，教育界、科学界等其他领域的工作者，也需要对这三者的关系进行思考。突破“尺度”，这需要推进改革，打破制约发展的体制，但是，“尺度”不能成为不投入、不创新、不诚信的理由，就是在现有“尺度”之下，其实也有创新、创造的空间，关键在于每个个体是选择依附，还是选择坚守。如果大家都放弃坚守，那么，突破尺度、体制的力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