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收买儿童犯罪，立法更要“前瞻”

两难困境与立法纠结

立法过程中出现纠结，意味着立法者需要考虑的事项陷入了两难或多难困境，一时间很难作出取舍。但既然是两难或多难，就可以把所有的难处都摆出来，全面、理性权衡轻重缓急，冷静、客观判断利弊得失，最终作出符合现实需要、有利于保护最大利益的选择。

如果要加重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处罚，我们就需要考虑清楚，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一个方向是严厉打击、依法严惩拐卖儿童和收买儿童犯罪行为，通过严刑峻法有效遏制和减少拐卖儿童犯罪，另一个方向是采取适当的“妥协”措施，争取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人的“合作”，这两个方向哪一个更为紧迫，更有利于保护儿童权益？

先说第二个方向。立法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相应的案例和信息，通过“大数据”进行精确计算，看在以往的办案实践中，以“妥协”措施换取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人的“合作”，成功的案例有多少，比例有多大，并对这种做法对遏制拐卖儿童犯罪起到的作用（包括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作出科学、准确的评估。如果说这种做法对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确有正面作用，这也是一种致力于打击“存量犯罪”，并在打击过程中力求减少阻力的“后顾”思路。

而且，随着公安机关办案力量的增强和办案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社会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大，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包括解救被拐儿童的过程中，对收买儿童犯罪行为人“合作”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低，为此作出“妥协”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小。严格说来，公安机关作出这种“妥协”原本就是权宜之计，而不能是长久之计，今后，公安机关需要在少有或没有收买儿童犯罪行为人“合作”的情况下，更多地依靠充实办案力量、强化办案手段，更多地依靠社会综合治理网络，来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和收买儿童犯罪的打击，更加迅捷有效地解救被拐儿童。

“收买一律追刑责”成共识

再看第一个方向。与第二个方向是着眼于“后顾”不同，第一个方向主要着眼于“前瞻”，主要考虑通过加大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遏制被拐儿童的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拐卖儿童犯罪。这是一种致力于震慑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以减少拐卖儿童“增量犯罪”并巩固打击“存量犯罪”成果的思路。只要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包括解救被拐儿童的过程中，对收买儿童犯罪行为人“合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向犯罪行为人作出“妥协”也就失去了必要性和正当性，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也就成为立法的必然选择。

立法需要“后顾”，要尽量避免执法行为激起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反弹”，避免因为加大打击力度而导致更大的困难和阻力，但立法更需要“前瞻”，要看到相较打击违法犯罪，预防违法犯罪更是治理之根本，相较打击“存量犯罪”，遏制“增量犯罪”更需要大战略和大智慧。立法惩治收买被拐儿童犯罪，以往“后顾”的因素比较多，现在则需要更多着眼于“前瞻”。解决了这个立法纠结，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删除“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拟对收买被拐儿童一律追究刑责，这一点在立法者和公众中已经形成较大的共识，在立法机关获得通过应当没有问题。

至于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相关规定作彻底修改，将“可以从轻处罚”一并删除，要求对所有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均严惩不贷，不虐待被拐儿童、不阻碍解救儿童的也不能从轻处罚，这是在草案二审稿删除“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基础上，更为激进的一种立法取向，对此还应进行深入的研讨和审慎的考量。毕竟，收买被拐儿童者如果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也不阻碍对其解救，其犯罪情节就是要比那些虐待儿童并阻碍解救的人轻一些，在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时，只要符合“从轻处罚”的条件，就应当从轻处罚（但仍然要受到刑事处罚，而不是“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果为了要加大对收买儿童犯罪的打击，就概不考虑收买被拐儿童者“不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客观上的轻罪性质，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