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即贪”的情绪化表达需要冷却

最近，中纪委书记王歧山有一句话被热议：“让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与此同时，有人对官场的顽疾“不作为”表现出相当的焦虑和急躁，推论出“不为即贪”。这种情绪化表达，明显有悖于当前强力惩腐之后，未来正太分布的预期。

目前定义“不作为”，大体上是工作不积极、不主动，该做的不做，该管的不管，少有建树，几近摆设，为党的使命和纪律所不容。而贪腐主要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骄奢淫逸，直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在进步的对立面，为国法所不容。

显然，“不作为”不等于“贪腐”，任要把它升格，这很难容易让人想到是一种无限上纲。既然是“贪腐”，那就要动用国家的“家法”。这就像我们用法律为某种道德顶腰一样，效果往往会事倍功半。事实上，把“不作为”当“贪腐”侍候，在现实中并不可取。

即使是“不作为”和“贪腐”造成同样的损失，或“大官不为”的危害大于“小官不洁”，也不能将二者划等号。因为二者的动机和造成后果的路径是不同的，若要追责也应各依其规。“不作为”本身具有轻重之分，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敢担当、不想付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恐怕是“不作为”的主要特征，也不能否认某些干部“不作为”，是因为面临过于复杂的环境、缺乏领导和组织的有力支持、某些工作一时面临法律和政策瓶颈、解决问题受制于历史包袱、有的干部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等等。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结为“贪腐”，更是没有道理的。

最近，中纪委在反腐倡廉中提出让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对党的纪检工作的清醒定位，其中“把党纪和国法分开”，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不作为”具有相同的指导意义。对绝大多数“不作为”，还是应该用组织调整和党纪轻处分进行追责。用目前的一句行话说，那就是经常“扯扯袖子”。如果“不作为”导致犯罪，法律制裁也应不仁不让。“不作为”之所以很难根治，除了干部本身的问题，过去存在着组织要求失之于宽，现在提出“不为即贪”，极有可能孕育简单从事和扩大化的倾向，最终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说“不作为”不等于“贪腐”，并不否定它对事业对干部本人的危害性。前者会误国误民，后者是祸国殃民。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懒政怠政是腐败的同盟军和后备队。二者只是一步之遥。关键岗位的“不作为”更是不可小视。那个组织上不提拔就贪腐过亿的县委书记就是例证。尽管如此，还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纪治官，真正对干部严格要求，既不将就，也不苛责；既不允许以“政绩”抵销贪腐之过，也要防止以“不作为”掩护贪腐坐实。

治理“不作为”，不妨转换思路，变“不为即贪”的大加挞伐，为对症下药的分类化解。要从调试思想“总开头”入手，将考核制度和平时执纪落细落小落实。不要大炮打蚊子，也不要鸟枪打飞机。要多从激励机制和为干部排忧解难上找出路，给有为敢干的干部多一点成长的空间。如考察效果兼顾动机，评价决策宽容“试错”。鼓励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扩大积极面，弘扬正能量，从根本上改善官场政治生态，反腐大局的正太分布也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