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发展亟须精神扶贫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农村贫困的话题受到媒体舆论广泛关注。先是“毕节的孩子”悲情让人心痛,毕节留守儿童四兄妹自杀、两姐弟被杀；四川大凉山小学生“最悲伤作文”的热传,也触动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很多悲愤的网友问,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穷成了这个样子?而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一百多个孩子成为“失母儿童”的新闻,更是让人心情郁结。

是啊,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有这样挥之不去的贫穷?不管这些地方有多么偏僻、落后,似乎也不应该还存在如此严重的赤贫现象。特别是,有报道指出,这些地方的贫困,多与当地民众懒惰、不思进取等习惯有关系。比如在大凉山某个最贫困的地区,那里人们安于落后的传统和文化,男人不干活,让女人干,扶贫的钱很快就被挥霍了,政府提供的“致富种子”甚至会被变现用来买毒品。等等。

这样的说法当然招致了网友的激烈批评,但客观而言,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仅看到这些地区民众的落后,还应该深入探究一下,他们何以会长期安于如此落后的文化。换言之,一个地区物质的贫困,往往与其精神的贫乏、文化的落后息息相关,正是时下很多地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衰落,导致民众很难获得足够丰富、正常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润泽。

近几十年来,在专注经济建设的同时,以往可以安顿身心的乡土中国,正在日益生成一种突出消费的物化社会,人人疲于奔命,人人感到孤独,大量的精英外流造成乡土的凋敝,而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则在为一小部分人生产利益的同时,葬送了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同时,乡村固有的文化被经济的发展所销蚀,适合农民自己的文化被冲淡,调整社会分层、实现价值提升的教育也受到影响与阻遏。外来的强势文化往往更强调城市的价值理念,或者是用城市眼光矫饰过的“伪乡村文化”。生活在乡村里的人群,与这个世界离得越来越远,进而产生强烈的“疏离感”“边缘感”。

作家贾平凹在长篇小说《秦腔》后记中,记录下对于家乡衰落的困惑,“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

事实上,如果不解决乡土中国文化的问题,即便是“吃饱肚子”,乡村也会因为精神无所依附而继续沦落。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文化的存在。

数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植根于乡村文化土壤之中,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化或者说民间文化,曾经给予人们多么丰厚的滋养。用冯骥才先生的话说,中国民间文化就是中国老百姓情感的载体,它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永远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基。不了解这一点,一味听任城市化裹挟乡村,必然会出现深刻的断裂,从而使得乡村出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我走过很多村庄,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乡村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的消失。即便是那些被各种外部力量精心装扮的明星村庄,也不过是“外部性”的植入,本身并没有什么主体性、多样性。看上去,倒是更像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城镇模样。它们更愿意炫耀自己直观的“经济成就”,鲜有安身立命的文化自足、精神力量。

这样的乡村建设,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也不可能有凝聚人群、提升精神的内在力量。因此,有必要从文化层面重建乡土中国,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动员、协调、和解乃至提升能力。比如,是不是可以重建乡村的公共生活?是不是真正关注扎根乡土的乡村教育?是不是培育厚重的乡贤文化?等等。

很多时候,与实体的、有形的硬件建设比起来,流动在硬件背后的“文化流”“思想流”可能更为重要。乡土中国的发展不能完全照抄城市的模式,更何况,即便是城市,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没有文化的润泽,其发展的底色也是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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