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的“遗产”不只是农村改革

　　漫画/曹一

10月9日早晨6点20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102岁。杜润生，一个职位并不是很高，但却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多记忆、很多痕迹、很深印象的人，也被称作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对于杜润生来说，其对中国的贡献，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农村改革。

给农民自由是改革的基础

作为邓小平在启动中国改革时最有力的支持者、参与者、实践者之一，杜润生在推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可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他在1982年参与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才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使“包产到户”的争论得以结束。如果没有这份文件做支撑，中国在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上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不仅农村改革无法向前推进，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都将难以启动。

正是“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并在中央“一号文件”上予以合法化，才使得那些在基层第一线摸索、探求、试闯的人没有了顾虑、没有了担忧，才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探索和追求，并逐步传递和延伸到城市的经济改革。才有了万里在安徽的进一步突破、习仲勋在广东的突破，以及后来浙江温州个体私营企业的诞生。

杜润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给农民自由”。在改革之初，杜润生就提出给予农民“永佃权”。这在当时可是搞不好要掉脑袋的事，但是，杜润生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于是，在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坚持，并在起草相关文件时把这些精神也带进去，才使得中国的改革最终向前不断地推进。

对杜润生来说，他的农村改革思维，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农村和农民。如果没有他在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时的坚持，没有将“包产到户”写入“一号文件”里，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概念，那农村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启动起来，万里在安徽的大包干就有可能胎死腹中，而广东、浙江温州等地的城市经济改革，也会因为农村改革的停止而推进的难度更大、成功的希望更小。从这个角度来讲，杜润生所推动的不仅仅是农村改革，而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真正尊重农民，农村发展才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当杜润生因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而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后，已经95岁的杜润生却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虽然这是谦虚的表现，但是，却引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尊重农民。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尊重农民，农村工作才有希望，农村发展才有希望。否则，一切都是假话。

既然农村工作需要尊重农民，农村改革是在尊重农民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城市工作是否也应当尊重城市工人、城市居民呢？是否也只有在尊重工人、尊重城市居民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把城市工作抓好呢？显然，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改革中也是非常适用的，是真正欠缺的。中国的城市发展之所以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许多矛盾，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地尊重城市工人、尊重城市居民，没有能够把城市工人和居民的“发明”，像杜润生那样通过调查研究理论化。毫无疑问，这对城市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警示。

所以，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对于拥有政策制定权、决定权、建议权和参与权的人来说，有没有一种像杜润生那样充分尊重大众的意识，并把大众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总结成理论并加以推广，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经济社会发展能否顺利的关键。中国的改革能够从农村起步并顺利向前推进，除了有像杜润生这样的一批改革者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充分尊重民众的意愿、吸纳民众的意见，并在民众中进一步推广。这就是杜润生这位“农村改革之父”带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也是最大收获，更是最大遗产。杜润生基于中国，自然不只在于农村改革。

新一轮的改革需要更多杜润生这样的人

眼下，中国改革又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许多理论方面的问题又到了需要突破的时候，不仅农村有很多需要突破的问题，如土地的权属问题，而且城市也有很多需要突破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财税问题、金融问题等，杜润生的充分尊重民众理论，显然又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了，关键就看各级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有没有民众意识了，有没有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了。

毫无疑问，新一轮改革需要有更多像杜润生这样低调但不失高大、谦虚而不失果敢、简单而不失坚毅的人，需要有时刻把民众放在心中的人。如果都能像杜润生那样把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改革的动力就会大大增强。而受到杜润生影响的决策者们，很多方面的思路与做法显然也与杜润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当然是令民众最为信任也是最为放心的地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