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求助”的痛点要靠现代慈善治愈

1月11日下午2点多,北京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一名男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打一棍10元。这是一场炒作?日前,记者联系到这位男子。他表示,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目前他带妻儿已回老家,为孩子筹到钱后再进京看病。(1月15日《法制晚报》)

从传播效果上看,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悲情”方式,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通过媒体关注,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冬天裸露上身“有偿打屁股”,为孩子筹治疗费用,即使情况真实,也难逃“悲情秀”的嫌疑。

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其实,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社会化之路,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

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越依赖媒体,越证明公益慈善的组织化、社会化水平越需要提高。近些年,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比如,“跪爬救女”“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事件,都在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

然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如去年引发舆论关注的“偷鸡腿救女”个案。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刘燕的“病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仅仅只筹到2万元。对比之下,高下立判,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而且还会裂变社会心态。如,“偷鸡腿救女”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吗”。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此外,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捐的软肋,许多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

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构建现代公益慈善理念与文化,通过政策引导、税费优惠等,加快社会公益组织、公益基金的培育与发展,促进社会公益慈善版本升级；不断完善慈善法治体系,提高公益慈善的透明度,提升公信力,增强社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做大慈善公益蛋糕,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比如,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做家长的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