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综合预算”，则无“全民共享”2012-03-08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列为重点改革任务之一，并提出“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黄小晶建议将“全民共享”，明确为“公共资源的出让收益纳入公共财政范畴”，否则容易让人理解为“全民分钱”。还有政协委员认为，一些重要的公共资源收益应该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按现行法律规定，大部分公共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因此，政府工作报告所提的“收益全民共享机制”是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在于，当前公共资源的出让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只有解决公共资源出让资金的管理问题，收益分配才能迎刃而解。
当前公共资源出让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缺陷息息相关。不仅地方政府有各种收入来源，同一层级各个政府部门也各有自己的收入。政府的收入有预算内收入，还有政府基金、国有资本金、社会保障基金等。这种分散化的收入管理带来国有资产管理的低效化。而在许多发达国家，这些收入都应该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
因此，世界银行建议中国要大力推行综合预算。在各级政府编制预算时，预算内收入、政府基金、国有资本金等应该一并提交给地方人大审议。吊诡的是，“综合预算原则”事实上已在各级政府推行了十余年，但遗憾的是，不论是记者调查还是学术报告，这一原则并没有落实到位。
许多政府部门哪怕资金管理能力不足，也不愿意放出管理资金的权限。比如土地管理部门，涉及土地出让资金的腐败案件快速上升就是有力的旁证。因此，尽管有呼声要求将公共资源资金收归财政部门管理，但要落实起来恐怕会面临各部门的阻力。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缺乏一个专业性强的预算审议机构。预算审议机构应该配备较好的财经专业人才，能够对政府收入和支出做出专业又符合民意的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即使财政部门负责统筹公共资源收益，其支出的优先顺序又会成为新的问题。
因此，要保证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纳入公共财政范畴”虽然应是一个方向，但落实起来也并不容易。要厘清公共资源收入如何管理，支出又如何分配的问题，有赖各级部门预算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
□吴木銮（学者）
' />谁来“养”活医生2012-03-086日，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提出，“以药补医”这个问题应该首先从基层解决，赋予县医院更大的公益性，县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来解决。（3月7日《南方日报》）
是否变以药“养”医为政府“养”医，一时之间引起很多争议。
作为医生，笔者不赞成以药“养”医，也不支持政府拨款“养”医，因为医生通过自己的劳动为患者的健康提供帮助，本身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完全是靠劳动和知识吃饭，为什么一定要沦落到不是被药“养”，就是靠拨款“养”的地步呢？
当然，如果医疗行为的收费完全依据市场规律来制定，那么会有很多家庭无法应对，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同时也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于是通过行政手段将真正体现医疗劳动价值的诊疗费制定得低得离谱，这样的价格不可能让医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于是，将药品的利润拨一部分给医生，如此，医生的劳动价值变得微不足道，几乎依附于药品价值上，从而不得不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药品销售员。
这样的状况导致了我国药品市场的混乱怪相。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社区医疗机构尝试了以拨款“养”医的方法，医生的工资基本被政府包干，他们的医疗行为也不能为他们换来额外的收入。
前些天笔者和一位郊区医院的医生沟通得知，拨款养活的医生几乎沦为了行政的附庸，他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上级机关满意，如何避免承担责任，而不是提高医疗技术。所以病人来了，有一点点特殊情况，就赶紧让患者转院，于是被“养”活的医院依然门可罗雀，患者依然还是需要长途跋涉到县城看病。患者没有因为他们身边的医生被行政“养”活而获得多少利益。
因此，如果医生一定需要被“养”的话，不应该是药，也不应该是国家财政，而应该是他们的技术，医疗服务的价格尽可能让市场来说话。国家需要做的是，如何为患者提供合适的财政支持，医生挣多少钱，用他们的医术和患者的认可来决定。高水平的医生，名正言顺地进入高收入阶层，得不到市场认可的医生吃最低生活保障。让医生以被“养”为耻辱，这样的医疗市场，应该比现在要好很多。
□郑山海（医生）
' />茅台何以成了"三公"消费的"替罪羊"？2012-03-08国酒茅台近来饱受诟病，从“入奢”备受业界关注，到“让国人喝得起”引发热议，再到“公款招待一区政府一年喝掉1200瓶”，不断成为新闻热点，争议和质疑声不断。慕省长这次坦言“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虽意有为贵州和茅台开脱之嫌，但直指问题病根，可谓言之凿凿。
在慕省长看来，不是茅台推高了三公消费，而是三公消费绑架了茅台，茅台只不过是一“替罪羊”而已，现行畸形的管理体制是导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最后祸首。透视慕省长的话语，笔者斗胆推测慕省长言而未表的暗含语义是：不应限制茅台成为公务接待用酒，中国并非只有茅台一种高价政府接待酒，只限制公务喝茅台没有道理！
作为地方高官为茅台辩解，出于公心显而易见，但其实慕省长的担心多少有点多余——有时我们看新闻要反着来解读——要知道别人支持什么，就看他反对什么。尽管这并不完全正确，但在笔者看来至少套在三公消费的头上一点也不离谱。限制公款吃喝，吃喝风仍然盛行，致使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就是例证。按此原理，如果现在限制公务接待喝茅台，难道会影响茅台的销售吗？非也！茅台的地位因此抬高百倍，你信不信？公务喝茅台更成家常便饭，你信不信？礼尚往来是我们的传统，况且官场犹甚，唯有这样方可显示主人的诚意和嘉宾的至上，再说，公务接待本来就是公共财政买单，招待别人也就是款待自己，何况，公布“三公”也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会细化到喝什么酒，不喝白白喝，何乐而不为呢？
笔者这么说，完全没有揶揄慕省长的味道，相反对慕省长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茅台没有错，慕省长说的没错，不仅点出了三公消费高的病症，也为治理病根开出了“良方”。 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关键是对症下药，药到自然病愈。
一是将权力关进“笼子”。控制三公经费虚高，无论是治理公款吃喝，还是公款出国（境）、违规购买公务用车等，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必须从改革体制入手，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建立问责否则机制，加大惩罚力度，否则，不喝茅台和其他，隐蔽性更大，危害可能更甚，招待费能降吗？
二是引入第三方机制。公车配备有了18万限价的标准，公务接待为何不能也实施类似定额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引入市场机制，限定地点、限定烟酒、限定人员，相关单位的公务接待费用由第三方公布，每年进行专项审计，不符规定的财政一律不予拨付，第三方会无缘无故地为公款吃喝埋单吗？
三是要加大三公经费公布的力度。“打包”公布三公经费，群众感觉无厘头，公众的知情权被大大打了折扣，当然也就难以从源头上遏制虚高的三公消费了。只要解开布囊，无须相关部门自证清白，公众也能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看个究竟，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喝”茅台吧？就此问题应该能说解决了吧？！
' />拿时间表倒逼官员财产公开决心2012-03-08自1987年被首次提出以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就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至今却迟迟未能出炉。期间，中央先后下发5个有关官员财产报告的文件，但也只限于党内监督。除新疆阿尔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少数地方试点探索公示外，公众更多地只能从小偷盗、网友曝等另类途径，窥得个别官员财产的一丝端倪。
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廉洁从政的有效做法。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力度虽然逐年加大，却没能非常有效地遏制腐败在一些环节上继续蔓延的势头，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起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由于无法及时曝光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导致问题官员潜伏期延长，带病提拔现象十分严重；贪腐涉案金额不断刷新，硕鼠巨贪挑战公众神经。为此，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不断呼吁早日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更是连续七年向全国人大递交相关书面建议或议案。
对于社会关切，2009年中纪委曾公开表示“正研究、论证并想办法制订”。去年，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又回应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尚缺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个条件”。诚然，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都需要天理地利人和，具备相应的成熟时机和配套环境。然而，机遇只会给有准备的人，坐等到白头也等不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都属于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官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前面，先做起来。
相比之下，迟福林委员“官员财产公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的话语可谓一针见血。态度决定一切，只要有了态度，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官员财产公开毕竟是一个涉及官员巨大利益的改革，势必面临来自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而改革者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需要自己革自己命，限制自身既得利益空间。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分析认为，现行官员收入申报效果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定者怕引火烧身，“如果高层拿不出这个决心，事情办起来会很难，当然，只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官员财产公开恐怕永远只能是在“条件尚不具备”和“正在研究论证”的借口中蹉跎岁月。决心从何而来，靠自动自发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拿出一个时间表，把自己置于公众监督的压力之下。时间表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先上后下、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明确每一步的进展、时间点和责任主体，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审视。只有以政府的公信力倒逼，用群众的监督力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才能冲破压力阻力，早日拨云见日。
' />三公消费高真不是茅台的错2012-03-083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3月7日《中国青年报》）
公款消费不喝茅台，是不是可以改喝五粮液，或干脆喝洋酒？说到底，茅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酒水而已，如果公款吃喝的风头不减，即便哪天茅台真的被公款冷落，肯定也会有其他高档替代品成为三公消费的新宠。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针对公款吃喝的专门法律，但他们却有效地管住了官员们的嘴巴。人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任何人都不得触犯的管理制度和来自民众的强力监督。区区两瓶酒，能让堂堂政府部长丢掉乌纱帽，就因他所用的是公款。
而我们的个别官员，有钱要吃，没钱就是赊账打白条也要吃。吃来吃去吃坏了身子，吃出了民怨，反倒一抹嘴怪罪起茅台来，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我们的财政预算能够减少甚至完全断绝对公款吃喝的“供奶”；如果我们的制度管理和民主监督能达到：公款吃喝必须填写“请客计划”，详细说明“去哪儿吃、哪些人吃、吃什么、价格如何、请吃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会因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而断送政治前途……如此，即便不能完全杜绝公款吃喝，至少不会每年以亿计的增幅飙升。
' />官员权利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2012-03-08必须认识到，真正完整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必须确保“公民权利”对“政府（官员）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必须建立在与相应责任的严格匹配和平衡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于平衡和制约的法治原则，官员权利是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的，一方面，它需要受到一般普通公民权利的广泛平衡和制约，另一方面，同时也必须接受相应公权责任的严格平衡和制约。
在法治成熟国家，官员必须牺牲让渡的一般公民权利，远不止一个“财产隐私权”，还有其他许多权利。如官员名誉权、言论自由权。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禁止官员的经商权，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法治原理。
就此而言，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要受到非议”，不仅并非“不公平”，而恰恰体现了一种法治平衡层面的真正公平。如果没有这种“非议”，官员手中的权力何以能有效监督？比如，他是否滥用权力送子女出国？出国经费是否清白？进一步讲，大量官员热衷送子女出国，甚至让子女成为外国人，我们如何还能放心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将国家公权力交给一群外国人的父（母）亲来执掌？
' />省省吧，几千亿呢2012-03-08说这话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这位前审计署审计长，对财政支出以及公务消费中的乱象，了然于心，所以才会说“现在铺张浪费之风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有的地方和部门花钱还是大手大脚”。
这事儿，人所皆知，官员们更是明白，可好像就是没力法。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就说了大实话：“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尽管慕省长去美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的时候，文本一交换就被对方市长打发走了，可他知道，这在中国“不可能”。
不可能的结果有目共睹。政协委员林嘉騋就被两个数字搅得寝食不安，一个是九三学社在提案中列举的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3000亿元；另一个是媒体报道的贵阳市某区政府一年喝掉的茅台酒数：1200瓶。当过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林嘉騋对公务接待很是头痛，“比阔气，讲排场”，“每次到地方检查工作，陪同的人超过我们好几倍”，大约他也知道“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未必就是治本之道，可在现实条件下，恐怕只能想些“见招拆招”的应对之策。
有钱随便花，没钱借钱花。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贫困的地方，公务招待越舍得花钱，“他们可能觉得酒杯一端，什么事都能解决”。于是，就有了一些地方不惜花血本去戴一顶“贫困县”帽子的怪诞现象。
因而，也就陷入痛斥铺张浪费，却又身不由己的官场怪圈。对此，纳税人除了愤怒郁闷之外，毫无办法。相比几千亿的抽象概念，人们对生活里的“小事”更有感触。
比如，有人核算过，只要花2.5元，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就能吃上像样的午餐。那些饿着肚子、营养不良的孩子们，不会认识公务招待上的燕窝鱼翅，但是，160亿元的财政补贴，就能让2600万名农村孩子受益。
比如，尽管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去年全国的个税收入依然增至6000亿元。要是与公款吃喝的费用相冲抵，每个纳税人起码能少缴一半税。
对于一个拥有10.37万亿公共财政收入的政府而言，“钱不是问题”，怎么花钱却成了大问题。尽管公开“三公”消费在逐步推进，2010年到2012年，一般情况下按照零增长来安排“三公”经费，去年还压缩了2%公务用车购车经费，可这些，离彻底遏制政府花钱大手大脚，离老百姓的预期都还相距甚远。
说到底，还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公款吃喝难管，不排除文化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更多是制度设计不到位。谁都知道，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最舍得大方。既然反对铺张浪费已经成为共识，对“乱花钱”怒斥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那么，在纳税人尚不能决定税收去向时，就请你们替大家伙儿看好钱袋子，在每次审议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时，仔细认真些，别总说看不懂，对那些大而化之的项目视而不见。你们有权对不该有的花销大声说“不”，也完全可以决定几十亿元是喝了茅台，还是给孩子们买了校车。
' />遏制“三公消费”别只盯着茅台2012-03-08“两会”期间，“三公消费”话题再次升温，茅台等名贵白酒被抛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政协委员建议立法禁止公款买茅台，有人大代表建议控制茅台酒过快涨价，茅台名誉董事长被媒体记者堵在了卫生间。贵州副省长回应称，三公消费高不能怪茅台。五粮液董事长则表示，五粮液不是奢侈品，国人都买得起。
近些年，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借公款吃喝之风，赚取了惊人的高利润，尽管这些名酒屡屡提价，但根本不愁销路。作为代表委员和社会大众，看到此情此景，心中自然愤愤难平。
不过，倘若因此将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列为炮轰的靶子，把遏制三公消费的出路寄托在“禁买”、“限价”上，则似乎开错了药方。固然，茅台、五粮液等名酒是公款吃喝的受益者，但不能简单地将公款吃喝的账算在它们头上，真正要遏制三公消费，完善三公消费相关的制度建设，才是根本。
显然，全国“两会”正是推动反对公款吃喝制度建设的良机。如果只是对几个公款吃喝的热门商品“禁买”、“限价”，公款吃喝的餐桌上也会换上其他高价酒，所以，如何定义“奢侈品”至为关键。国务院法制办此前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要求政府各部门“不得采购奢侈品”，高价酒算不算“奢侈品”，代表委员不妨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
单单定义“奢侈品”还不够，如果“不得采购奢侈品”只是在内部执行，缺乏外部约束监督，何以确保落实。因此，代表委员也有责任进一步推动预算改革和三公消费信息公开制度。通过预算改革，更好地为纳税人掌好钱袋子，切断三公消费的“源头”；通过立法，让三公消费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楚明白，接受社会监督。此外，对于挥霍公款消费的官员，应明确其行政和法律责任。
能看到代表委员站出来炮轰公款吃喝，民众备感欣慰。但公众更期望看到三公消费的制度建设上，代表委员能贡献出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制度和法律既然已明确了代表委员的权责，代表委员就应当用好。例如，政协委员应用好自己的提案权，人大代表更依法享有对官员的询问或质询权、将议案付诸表决形成决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执行等一系列刚性权力。让这些权利和权力“站起来”，遏制三公消费，不愁没有效果。
□于平（本报评论员）
' />“官员子女出国权”如何维护？2012-03-08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干部子女”，他认为，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不要考虑是不是官员，因为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就无可非议。因为他是一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了，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客观地说，宗立成委员的说法，并非全无合理之处。官员也是人，具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的子女更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有权利选择在国内读书还是在国外读书。问题在于，官员送子女读书，费用何来？在留学费用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以官员的工薪收入能否支撑子女留学费用，公众是有权利知道的。
其实，除了送子女留学外，还有官员的衣着、手表、香烟等奢侈品消费问题。无论是平常还是两会期间，都有网友喜欢晒一些官员的名贵手表、衣着等，言下之意是官员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些奢侈品费用。虽然，理性地看，未必所有消费奢侈品的官员都是贪官，官员个人收入有限，并不代表家庭收入不高，也不代表留学资金是借贷而来；但如果没有财产公开，就无法消除公众的质疑。在这质疑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官员被“冤枉”，这就是官员财产不公开所要支付的必然代价。
由此可见，财产公开，并不仅仅是单方面对官员的约束，更是对官员基本权利的保障。财产公开后，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他们合法的收入，可以光明正大地送孩子出去读书，也可以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喜欢的奢侈品。而且，官员财产公开，还有利于民众监督他们不出贪腐问题，保障他们不会失去宝贵的自由。
如果都能对此形成共识，财产公开所面临的阻力就有可能降低。正如有政协委员所说，“财产公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只要有了明确的改革决策，财产公示完全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推进。比如，在人员上，要求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率先公开财产，这就是我国过去30年改革常用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政治智慧。此前媒体报道的江苏无锡市北塘区，就要求新提任副科级领导干部率先财产公示，赢得了公众的普遍认同。
此外，在财产增量上，对“老人”过去的财产存量可不予公开，但对增量财产需要公开；在领域上，对腐败高发、易发领域的官员可率先实行财产公开，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招投标等；而在区域上，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实验，将财产公开作为官员推荐和自荐的重要内容。
对官员子女出国学习的“非议”，只是再次证明官员财产公开的紧迫性，这个问题拖得越久，官员可能遭受的质疑只会越多。
□匡贤明（学者）
' />以法规范权力才能确保“真改革”2012-03-08据广东电视台报道，在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就“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一段有趣的讨论。钟南山在发言时提到，广东各种社会组织有3万多个，其中大部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不太搞得清楚。想要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不做体制改革，很难做到。”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权需要跳出部门利益，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因此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
这段深入而实在的问答，真切地点出了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将面对的障碍，不仅可能来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附属于这一结构下的利益格局，还可能来自政府部门本身。
应该看到，政府部门在改革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的进程，本来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主导式改革与民间自发式改革共同叠加，在过去创造出了极大的改革效益，并带来了今天的巨大变化。
政府和民间力量，都是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但也要看到，由于政府部门拥有强大的资源，“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现象在各个管理环节都不罕见。比如，城乡规划作为地方建设中的重大事项，往往行政权力说了算，而违背了提请民意机关审议的程序，不少城市在开发过程中引发的争议，其根源即在于此；又如，在价格领域，要么干涉过多，要么疏于监管，致使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失去应有的权衡；在社会管理上，也存在同样问题，一个“控烟”计划，都可能因为存在利益博弈而难以完全落地。
成熟的市场环境，一定是对政府部门利益划定边界的环境；健全的法治社会，一定是对政府部门利益保持警觉的社会。如果公权力总是能够轻易找到利益空间，而不能得到“合宪性控制”，那么公众利益就可能总是处于容易被挤占的地位，而理应推动的更深层面的改革，也可能面临要么只是蜻蜓点水、要么夭折的风险。
确保政府部门跳出自身利益的考量，确保“真改革”，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规范好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在场，什么时候不必插手。在许多市场，要不要一定搞审批制？在许多社会服务领域，能不能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从经营者角色中脱身出来？尊重民间自发性力量及形成的秩序，只做法治环境的维护者，既可减少巨额行政成本，还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力量，从而实现多赢。
让政府转换角色，让权力回到本来位置，只通过行政性的改革推进，势必困难重重。只有通过法治建设的推进，权力规范化运行才可能实现。改革的经验同样适用于针对权力行为的专门法建设：既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地方的勇于探索，是积累实践经验的第一步。
' />请晒一晒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提案吧2012-03-08林委员是好心，也想办好事，只不过，这提案一露脸，地球人都笑了。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就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看着公款喝茅台，心急火燎，就想收拾茅台，想一枪毙掉，这可不是釜底抽薪，而是隔靴搔痒。
这么着笑话林委员的提案，是因为，慕省长说，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还因为，全国政协委员蒋洪说，相比公车费用和公款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用比较隐蔽，可能会藏在预算的很多项目里面，财务管理不严，哪个地方能放进去这笔经费就放进去了。只要有钱，管住喝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会管住么？高档白酒多的是，还有虫草、燕窝这些经常出现在公款吃喝餐桌上的东西，又能奈之若何？
所以，单单盯住茅台来遏制公款吃喝，实在太小儿科。这大约算是聊甚于无吧。有此类提案，笔者想，今年“两会”上的2978名人大代表和2237名政协委员能不能来个议案提案大比拼，拿到网上晒一晒，看看一年来身为代表委员都力所能及在如何参政议政，如何无愧于人民的重托。这应该没啥技术难题，门槛也不高，放到现成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网页即可，一点就灵，一点就成，一点就能看出哪些人在滥竽充数，哪些人在毫不作为，哪些人在被人笑话；当然，也能看出那些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代表委员，用自己的议案和提案交出了对人民负责的漂亮“答卷”。
真的该晒一晒代表委员们的议案和提案了。这其中的道理就跟年终总结一样，如果写完就进入档案柜，那么除了浪费纸张滋长形式主义外，毫无益处。但是，如果都来晒一晒年终总结，那就会有意义的多，因为一些碌碌无为者就会原形毕露，一些“精神懈怠、脱离群众、能力不足”的人就会惴惴不安。自然，这种反作用之下，我们的工作总结就会真的有益于事业有益于人民。
众所周知，今年“两会”是中共十八大前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活动，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2978名人大代表和2237名政协委员将在“两会”这个政治舞台上用建议、议案和提案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关注“两会”，其实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国家的未来。让我们热切期盼晒一晒他们的议案和提案，用一种公开的力量来推动他们进一步忠于职守无愧于人民。
' />遏制公款吃喝拿茅台开刀是本末倒置2012-03-08作为政协委员，林嘉騋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这不仅行使了自身的权利义务，更是代表了民意。而且更值得公众称赞的是，林嘉騋的提案指向的是一直备后公众指责与质疑的公款吃喝问题。不过在仔细看完林嘉騋的表述后，总感觉异样。拿茅台酒开刀，进而遏制公款吃喝，这个药方能否医治并根治“病入膏肓”的公款吃喝问题，很值得疑问。
笔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倒不是要否定林委员对遏制公款吃喝的积极建言献策，而是其对策值得商榷。面对出现的任何侵吞公共利益的社会行为现象或问题，无论是普通公众的献策，还是政府机构自身进行改治，都应理清出现问题的根源。正如林委员自己所说一样，“茅台酒十年来价格涨了十倍，背后推手就是公款吃喝！”换句话说，是公款吃喝的泛滥导致了茅台酒价格的疯涨，并不是茅台酒价格的上涨导致了公款吃喝。那么从出现的这个结果上进行解决，完全是本末倒置，这样的解决办法又如何能遏制公款吃喝呢？
其实，多数民众都很清楚，导致公款吃喝严重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官场体制与官场生态。迎接上级检查、接待外宾等，甚至有时一些干部办私事都动用公款。同时，一些干部在吃喝时大肆铺张浪费等。更让公众苦恼的是，三公消费信息公开的幕布始终没有被拉开，社会与媒体的监督也无从谈起。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公款吃喝严重的现象十分严重。
所以，理清这些缘由后，我们发现，是官场体制与生态导致公款吃喝严重，而公款吃喝的泛滥又推动了茅台酒价格的疯涨。故而，要想遏制公款吃喝问题，必须改变这种官场体制与官场生态文化，同时让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信息公开化，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或许比从茅台酒开刀有效的多。
' />两会看“点”更要看“圈”2012-03-07这几天，随着两会的召开，诸多的代表委员、建议、记者出现在公众面前，一些点抓的相当准，使新闻得到广泛传播。但作为台下的公众，不仅要看“点”，更要看“圈”。
说到秀奢侈品，不得不说目前两会的代表委员本身就是一个大圈，这个圈子里的绝大部分都是政府要员，在各个小圈子里的成名人物。尤其是一些商业大鳄，根据其收入和社交圈子来看，用些奢侈品也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没必要过多指责。鉴于以前官员使用奢侈品被曝光，此次两会官员都是相当低调。其实，两会中也不乏没钱的代表委员，只是因为知名度问题，没有媒体关注而已。
代表来自社会各个层面，被分为文化界、教育界、金融界等等，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团，其实这都是一个圈子，这些圈子分别代表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省、市、自治区等不同区域。不管是哪个圈子，提案的方向、内容、水平、可操作性，都在回答着“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通过这些提案，公众看清楚这个圈子和代表究竟代表谁，是想解决社会还是个人问题，是民众利益还是小集团利益，就可以知道哪些议案可以支持。
提案内容的浅薄，必然要用外在的形式来弥补。秀什么，提什么议案，都体现着圈子与会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少反应了提议人的水平。旗袍秀看起来红红火火，惹人注目，但更需要翔实可信的民生议案跟进。在大部分国人工资尚在1000-2000元徘徊的时候，发行千元大钞只能被指富人提案。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更是一件不顾国情、异想天开、缺乏技术含量的笑谈。而益处只限于个别人或者小圈子的议案，根本就不值一提。
参会报道的媒体也是一个圈子，在两会的报道上更应该体现公益性。尽管媒体需要读者，需要浏览量，但是要想成为一个主流媒体，就应该有主流价值观。忽视两会是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这一核心内容，没正确引导舆论，而为迎合“三俗”心态，热衷片面地报道一些花边新闻，偏离两会主题，尽管暂时浏览量大了，但最终会使媒体不入流，或堕落到末流。
提案上面看水准，报道上面看水平，圈子里面看公益。社会要发展，民生要进步，民众需要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关注民生的提案，也需要真心为民发声的媒体。在这里，给关心农业问题的袁隆平老先生致敬。
' />如何一年容易地省下几千亿元？2012-03-07“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就是说，几千亿元是三公消费中不该花的，而节省下这不该花的钱并非难事。
这是什么行为？仅仅是铺张浪费吗？仅仅是作风问题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些年，三公消费变本加厉，早已突破了国内公众接受的心理底线，广受诟病。在民生欠账缺口很大的背景下，三公消费掉的这不该花的几千亿元能为百姓办多少事！造多少福啊！不该花掉的这几千亿元是百姓纳税的血汗钱，却被毫不客气地挥霍掉了，令人痛心疾首啊！真是罪过啊！ 有这么铺张浪费的吗？！如果定性为铺张浪费的话，这种铺张浪费无疑是令人惊愕的大手笔，它与腐败犯罪又有什么区别？
“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或许这是真理。不过，关于改进作风的话，这些年没少讲啊！我们的耳朵差不多听出茁子了，但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奢侈浪费愈演愈烈。严峻的现实表明，改进工作作风是“软约束”，对自律不严的干部不太管用。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改进工作作风真能遏制三公消费中的铺张浪费，百姓会失望，以致麻木。
为了每年能够较容易地节省下几千亿元，当我们苦口婆心劝说无效时，须有“硬约束”，不妨祭出法律利器，让遏止三公消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今年两会，九三学社中央又提交了关于“三公浪费”入罪的提案，不无道理。要权力阳光运行，扎紧制度建设的“篱笆墙”， 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让公众监督评价所花的每一分钱，等等。
为了每年能够较容易地节省下几千亿元，除了对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须有“硬约束”，对国有企业、非全额拨款或无需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比如公立医院、学校等）也须有“硬约束”。只要是花“公家钱”的，均须纳入“硬约束”的范围。
' />参政议政期待有更多的“炮手”2012-03-07一些人对类似的“炮轰”不习惯，主张温文尔雅。其实，大可不必。
两会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民声诉求的重要场合，关键是要说真话、讲实话，追求真善美。只要做到了说真话、讲实话，追求真善美，就可以了，不必拘泥或计较表达的口气及方式。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两会上，“炮手”们“炮轰”的多半是那些是百姓期盼又长期未解决或未有效解决的民生热点问题，百姓们心里有气，作为百姓代表的“炮手”们难免要“猛轰”一气，正可谓不吐不快，“忠言逆耳利于行”，“猛轰”才能吸引眼珠，引起有关部门及人员的关注。“炮手”们“炮轰”，也容易碰撞出新颖的思想火花，有助于改进工作、改善民生。
这些年，仗义敢言、不回避矛盾与问题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这是两会上令人欣慰的一个亮点，是中国民主进程进步的折射。相比一些“哑巴”代表委员，相比一些说话圆滑、歌功颂德而回避问题的代表委员，“炮手”式的代表委员更令人敬佩。参政议政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在亟待深化改革的社会背景下，“炮手”式的代表委员越多越好，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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