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2月21日《武汉晚报》)

在“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缺工现象,珠三角缺工超200万”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仅仅是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吗?在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要求的举措背后,我们更应看到什么?用工荒的背后,其实有着特殊的时代隐含命题:农民工的合理报酬界限在哪里?民工荒的显现与工资报酬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度?消除民工荒的路径选择是什么?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明确告诉我们,短工时代到来了,把打工者仅仅视作廉价劳动力的做法似乎走到了末路。曾几何时,不少人还在为廉价劳动力、富裕劳动力而庆幸,以为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上是一种比较优势,劳动力短缺也不是一时的矛盾。必须承认,短工时代一定程度上与农村政策的改善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破灭。进而,追问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支付国民待遇的拐点?

往深处看,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其实正是农民工即将走出失权时代的折射,用工荒的显现无非是自我扩权的必然,用工荒实际上是制度荒和权益荒。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劳动力价格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而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并非市场单一发挥作用的结果,相反这是一种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与发达国家相比,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来自异乡的一线工人无法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少有真正的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甚至连基本的薪酬与福利获得也常常成为问题。因此,当劳动者有“用脚投票”的机会时,自然会对经济增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上的沿海等地区投下否决票。

短工时代的来临,对农民工来说,必然要求增强发言权、就业平等权、择业自主权等权益,而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或是一个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契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投射下短工时代与失权时代的清晰背影,也期待着这样时代性命题的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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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

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2月21日中广网)

农民工供不应求,尽管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但是,毕竟是权宜之计。

人们不要以为,农民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来源。其实,绝大多数农村青年首选进入高校深造,希望一步登天,跳出“农门”,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已经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用工荒,就是社会青年价值观取向的“两极”分化现象。

国家暂不松动的独生子女政策,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后续供应不足。出现农民工用工荒,只靠“守株待兔”,不是长久之计。

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用工荒,需要国家教育部门和企业同时调整育人、用人思路。

一是企业经营实行集约化。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因为人工成本高昂,总是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加工业务以及低档外贸产品,流向人口大国中国,企图以低加工成本谋取暴利。在国际金融风波影响下,一些外向型企业订单不足,饥不择食,以高密度用工获取低附加值的外贸业务,借以维持企业的生存。随着国际经济的回暖,企业可以利用有利时机,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按照集约化经营思路,进行企业升级,克服粗放经营,提高加工产品档次,提高用工素质,减少用工数量。把多数人的工薪增加到相对少数人的身上。既可以减少总体用工需求,又可以提高员工工薪水平。从整体上缓解用工荒。

二是学校教育实行市场化。高校生就业难,并非企业不需要高素质的员工,而是学非所用,事实上培养了一批无用之才。高等院校不应该关门办学,完全可以按照市场化需求,实行“订单办学”,多元输送人才。学生就业取向和观念也需要作相应转变,不要总是挤到公务员一条道上。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不要老死不相往来,也应该走出去调查企业用工需求,根据企业产品生产流程,培养出高素质的产品设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要害岗位急缺的人才。而且,在就学期间就与对口企业实行“无缝对接”。这样,既可以解决企业集约化经营人才所需,又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之难。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而是解决社会和企业用人和育人的结构性问题。实行企业经济集约化和学校教育市场化,就有可能化解企业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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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春节刚过,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用工荒”,不仅如此,河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 今日(公元2010年2月22日)在TOM网上看到《企业追着农民工司令要人 多省限制劳动力输出》的新闻(源自河南商报),不由得又喜又忧。

以前,一提到我们中国就想起8个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是好事,可人口众多就不见得是好事。众多的人口都要工作、吃饭,在一个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出现了“用工荒”,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将所有的劳动力都吸收了,让他们都有工作、都有饭吃。

出现“用工荒”,这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让工人失业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失业率将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成败大都要参考失业率,从失业率上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成功的。

“用工荒”的现状可以让工人做更出多的选择。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不跪的中国人事件:沿海某企业的韩国女负责人让所有的打工者全都跪下,威胁如果不跪就要走人。很多人迫于工作难找的压力跪下了,独有一个中国人定肯“失业”也不下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件?还不是当时人多岗位少?那时他们炒掉一个人,可能会有十个人前来竞聘,厂方当然可以有恃无恐了。现在出现“用工荒”,可以大大拓宽工人的选择余地,避免自身权益受到苛刻的、无谓的侵犯。

普遍的“用工荒”在现代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像硬币一样有它的两面性。虽然它凸现出了可喜的一面,同时也表现了让人担忧的一面。正像这则新闻所写的那样:“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称,由于经济发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开始出现用工荒,有些省份已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据了解,不仅是河南企业,外省一些政府部门专门出台文件,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生产各要素的流动都要靠市场来调剂,可是有些省份却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属于地方保护主义。它保护的是地方利益,损害的却是劳动力的利益,甚至是全国市场的利益。

不仅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而且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是不是说明我国的劳动力不够用了呢?在工人缺少的情况下,大企业、待遇好的企业、尊重工人的企业能够优先招到工人,可是那些小企业该怎么办?难道任由他们倒闭破产吗?毕竟在中国中小企业还是占大多数的。

“用工荒”,让人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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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沿海不少城市出现用工告急:深圳大量需要制造业工人,广州节后三大行业缺工15万,东莞缺工过百万,沪苏浙闽岗位充裕急缺工人……一时间,“用工荒”再度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一个话题。(2月21日《武汉晚报》)

这些年来,沿海地区用工潮堪称潮起潮落。从往昔波涛汹涌的“民工潮”,到如今令人始料不及的“用工荒”;从去年经济危机中不少企业跌入低谷、大批裁员的“民工慌”,到如今触底反弹后的用工短缺……节后“用工荒”已不是今年特有现象。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用工荒”的出现,标志着经济迅速复苏、加工贸易的回暖,这确实是一个好兆头。

当这个喜忧参半的“用工荒”横亘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 中国号称“世界的加工厂”,一向被认为劳动力资源充沛,为什么这些年来,屡屡会出现用工短缺呢?

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据调查显示,外来工的绝对收入多年来增长极其缓慢,尤其是一线普通工人,多年来的月工资收入一直徘徊在500-800元的实际收入水平,有相当部分外来工的收入水平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加之一些企业多年来,一直存在非法用工现象,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者比比皆是,员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福利待遇无法得到落实。这就导致了一些有技术专长的人才流失。


面对这些情况,一些有志之士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今年春节前,广东东莞、中山等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留人的呼声甚高。1月份在东莞市的“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进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应由现在770元调至900-1000元。中山市一些商会也建议,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30%。如果一味维持低工资、低福利,只能让外来务工人员流向其他城市。正是因为“用工荒”存在,也给提高劳动待遇带来了契机。

加之新生代外来工素质的提高,他们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满足于解决基本温饱需求,而是希望通过打工能够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如果收入原地踏步,该享有的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就不会像父辈那样成为任人宰割的 “羔羊”。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工荒”不仅仅反映的是企业福利待遇的市场较量,也是告诫企业在经营理念上也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这些年“用工荒”的反复出现告诉我们,这并非是一个“无解的斯诺克”。如果企业能够在保证员工收入的基础上,体现出他们的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并提供一条向上提升的通道,从而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希望,就能使他们产生归属感,而不是视他们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这样才能让他们把企业作为一个长久考虑的所在。你不把员工当人看,员工岂能为你着想?

同时,“用工荒”也给企业发展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迫使企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必须用技术成本来代替劳动力,加快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步伐,仅仅依靠密集型的劳动和低廉的劳动成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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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迅速回暖,今年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以缓解用工荒(2月21日《武汉晚报》)。

为什么农民工会突然成为掌握就业自由选择权的“特殊群体”?

其实,“用工荒”不过是企业尤其是三来一补企业传统用人模式逐步被淘汰的时代注解。依靠初级加工、低技术含量、其企业利润是工人工资“剩余”的三来一补企业,将“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至极致,并由此衍生了低价格产品在国际竞争汇总的规模效应,成为“中国制造”雄踞世界前列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工人福利收入最小化、社会保障空心化、劳动技能低等化弊端,正在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农民工所无法忍耐,并且也完全无法跟上中国经济由单一的外贸主导型向内需发展型转移、先富群体型向全民普惠型升级的社会轨迹。

农民工尽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白纸黑字,但包括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保缴纳并不尽如人意,子女教育就学无法获得强力保障,各类漠视农民工健康生命安全的“职业病”层出不穷,户籍二元制造成的巨大隔阂不仅反映在经济待遇上,更折射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会等权利的缺失,这让“用工荒”背后的权利荒继续存在。

“用工荒”正面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多重欠债——无论是看得见的薪酬、社保、福利,还是看不见的休息权、话语权,都构成了“廉价劳动力时代”看似消退其实积重难返的负面效应。因此“用工荒”绝非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增收,也不是纯粹市场意义的用脚投票,更多反映出农民工群体迫于无奈、在权益停滞不前下的“次优选择”,需要公共决策者以更大决心与魄力对症下药,开出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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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2月21日武汉晚报)

有资料显示,全国农民工有2.3亿人。我国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 许多农民亟待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岗位。为何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出现严重“缺工”的局面?笔者认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珠三角并不“缺工”,缺的是企业“远见”。

农民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图的是赚钱。因此,哪里赚钱多,他们就会涌向哪里。如果外出打工收入低于种地收入,他们自然会选择回家种地。到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倘若收入过低,自然会选择离开。

早在今年春节前,东莞“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进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应由770元调至900~1000元。理由是:一味维持最低工资不变,外来人员会逐步流向其他城市。

其实,既使东莞将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调至900~1000元,也难以留住打工者。扣去房租、吃饭和日常用品,打工者早已所剩无几。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哪个打工者还愿来东莞打工?眼前的“缺工”,是对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的惩罚!有远见的企业,应坚持待遇留人的原则。

珠三角“缺工”还呈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这就是由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东莞不少企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型,使得技术工人的需求猛增。现实情况是,不少企业只顾上班时间让员工拼命付出,而对员工下班后的技术培训却很少问津。有远见的企业,应该看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在技术人才储备上加大投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企业,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珠三角“缺工”,还让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缺少对员工的关爱之心,缺少对员工的以诚相待。由于缺工严重,东莞许多企业为留住老员工,将工资拖后一个月发放已成惯例。甚至在春节前,一些企业将两个月工资拖到春节后发放。这样做也许暂时留住了员工,但却难以留住员工的心。一旦有机会,员工就会炒老板的“鱿鱼”。

珠三角“缺工”,给一些企业上了一堂警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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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乘45分钟的公共汽车,再徒步40分钟的山路,穿过连绵山坳,便到了河背村。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现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2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记者不仅看到了村庄的衰落,还看到了这样凄凉的一幕:尽管政府每年补给每亩田60至70元,但距村庄几百米外的田地都被抛荒了,长满了齐人高的芒草。打工浪潮卷走了土地就是生命的古老观念,卷走了土地的主人,卷走了金秋的果实。或许河背村太小,掩盖不住中国农业连续6年增收的事实,挡不住中国要为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加速城镇化的步伐。但河背村暴露出的“农民荒”、“土地荒”等问题绝非个别现象,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就会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影响农业的稳定发展。

广元日报记者近期也对川北农村作过专题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山区乡村,几乎有一半人在外打工,高的多达三分之二。留守土地的老弱妇幼居多,农事一忙,延迟播种、收割的事成为家常便饭。许多村级组织的负责人担心的还不是眼前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而是明天谁来当农民的问题。年轻的一代,初、高中毕业后,纷纷远走高飞。指望中年打工者有朝一日叶落归根,但随着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也指望不上了。因打工失败而返回农村的,又缺乏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有的连二十四节气都搞不懂,还不说耕田犁地的技术性农活。

“农民荒”的后遗症就是“土地荒”。彻底荒芜土地的事虽少,但有的山村出现了原始的耕作方式,就是广种薄收。更多的是,田间管理跟不上。因为没有劳力,除草施肥基本上采用的是农药和化肥,基本排除了使用农家有机肥。长期以往,土地板结,土质变坏,破坏了农业增产的基础。懒人式的耕耘方式,必然会给“留守土地”带来致命的摧残。尽管各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成立专业合作社或互助组帮助无劳力户努力不使土地荒芜,但田地多劳力少,也是杯水车薪之效,无力改变田间管理现状。

“农民荒”、“土地荒”,正困惑着打工者众多的农村地区。统筹城乡还是进行式,提高务农人员收入还有一个过程,解决“农民荒”、“土地荒”刻不容缓。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希望这一状况引起“两会”重视。培育新一代农民,让农业后继有人;管理好“留守土地”,让宝贵的土地资源不被变质和浪费;尽快提高务农人员收入,以稳定现有农业生产者,政府要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应该说,解决好“农民荒”、“土地荒”问题,与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同等重要。

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的一句话: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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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广州日报》记者深入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探访在珠三角打工的第二代外来工,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追求。与父辈相比,他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父辈式的衣锦还乡,他们更注重精神需求,希望在城市深深扎根。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崔传义表示,新一代外来工平等意识比较强,要求平等就业、平等的待遇、平等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们的拼搏意识和进取精神还是比较强的,要求有所发展,希望获得成功。不过他还指出,不能吃苦耐劳也是这代外来工的一个劣势。

中国人向来有吃苦耐劳的品德,由于中国过去是个农业社会,吃苦耐劳的名声更多的指向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转向工业和服务业,被称为农民工或外来工的他们依然保持着吃苦耐劳的品性,甚至更加体现出这种品性。在生产线上、在矿山里、在建筑工地上、在餐馆里,到处有着他们辛劳工作的身影,正是他们的勤劳,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作出巨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命运。

或许就是在这种语境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不能吃苦耐劳就成为他们的缺点,以及发展的障碍,似乎难有大的作为。表面上看来,这是成立的,但如果我们看看是如何判定第二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或者说他们是怎样的不能吃苦耐劳,就是有大问题的。

在《广州日报》的调查报道中,有一个叫黄仪容的打工妹,她先是在一家玩具厂做生产工人,半年后,她顶不住车间的高温和长时间的加班,去了一家熟食品专卖店做营业员,几个月后工资达到了1800元。黄仪容说“我在工厂如果要拿到1800元,每天至少要加班3个小时左右,而在专卖店,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而且环境更好。”报道称,珠三角的打工妹们,大多宁做服务业,不做生产工,因为服务工作轻松一些,工资也更高。有专业人士认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重体力劳动,现在已很难吸引80后的年轻人。


如果依据这些情形,就说第二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实在是观念陈腐。当今时代,人们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而倾向于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乃人之常情,谈不上品德上的缺陷。而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重体力劳动越来越少,服务业越来越发达,农业乃至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实际上,我国的经济正表现出这样的趋势。因此,更多的劳动者进入服务业既是人性的追求,也是产业发展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第二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实质上也表现出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和张扬。当工作时间超出法定时间、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廉时,他们就“用脚投票”,选择离开,找到有权利保障的企业。前面说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其实也包含不少农民工忍受劳动者基本权益被侵害,在工作时间超长、在工作中身体健康乃至生命时时受到威胁等状况下依然坚持工作,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还宣扬吃苦耐劳的美德,实在是一种罪恶。

老一代农民工辛勤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至今未能融入城市社会,其权利也未得到周全保障,这是我们的亏欠。如今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成长起来,我们期望他们的梦想成真,这既需要他们自身积极争取,也需要社会的开放容纳,而这首先需要社会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的不能吃苦耐劳未尝不是他们自身的进步(权利意识),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自由选择职业、第三产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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