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省漫画家协会会长林平又送我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头大黄牛，嘴里啃着一支大笔，在牛耕的大地上，铺满着一片片稿纸，题曰：老黄牛，啃大笔，心系农，耕耕耕。什么力量推动我为农笔耕60年？那是母报《福建日报》的关爱和培育。

为何我把党报称之为母报？作为通讯员，我是在她的怀抱里锻炼成长起来的，一种深藏心底的母子情愫，不仅挥之不去，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日益深笃。这种朴实情感，发自内心。

解放初，我南下福建，分配在永安县委办公室。天天看到人民群众剿匪反霸的决心、土改分田的喜悦、生产合作的干劲、抗美援朝的行动，很想写稿，但又不知怎么写。当时，在报社同志指导下，写出了几篇稿子。没想到，我写的稿，《福建日报》都用了。县委领导看我有点写作能力，便很快提拔我为办公室主任。这就是我文字生涯的开始。

1959年，我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精神的压力，劳动的疲累，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当时我在思考：自己还能不能写稿？写了还能不能见报？于是，抓住一个题材，写了一篇。出乎预料，稿子用笔名发表了，并收到一封简短回信：书不能丢，笔不要放，振作起来，写点东西。这是母报的安慰和鼓励，在这16个字的鞭策下，我不仅继续写稿，而且发奋读书，咬紧牙关求学问。我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学新闻的，为何在农业与写作上有所长进？这归功于我的好老师：农民兄弟与报社同志。农村大舞台，党报大学校，使我学到了不少，懂得了不少，也感悟到不少，这为我重返工作岗位积累了深厚的资本。

1979年3月，党组织给我彻底平反了，我告别在农村的劳动改造，进入省农业厅。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更加关注农村。1980年，全省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村一场大改革，作为党报通讯员，应尽责社会、服务人民。于是，我立即深入农村调查，赶写了华安、建瓯两县推行农村责任制报道，母报连续两天发了头版头条。接着，我们又与报社同志合作，开辟了“农村责任制”专栏，撰写一系列报道和文章，我迎来了写稿的第二春。不少杂志也约我为农村改革撰写文稿。于是，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为“三农”呐喊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轰动一时。后来，我被破格评为高级农业经济师，又被聘为《中国农牧渔业报》福建记者站站长、省委政研室与省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省农学会与省农经学会顾问、大学客座教授等。对此，不少报社同志说，这是我人生经历中多彩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