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为本

回想22年报社生活，我庆幸这22年正处于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中快速发展的阶段，党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改革过程中报社同仁表现出来的干劲和智慧，是我学习的不尽源泉。我一直记住张黎洲同志的一句话：“成熟是一个过程，谁都不能说自己很成熟了，但也不能随便说别人还没成熟。”成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使人成熟，成熟又使人发现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作为班子成员，工作上难免有矛盾、有争吵，但各自都有长处。比如，黄诗筠同志经常讲我“点子多，落实少”，此语切中要害，而他思考问题全面，善于把想法付诸实践，正是我要学习的；写作业务，黄种生同志比我强得多，研究他的文章，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总结工作的概括性，是颜振育同志的强项，对我而言，学强补弱，益莫大矣；周昌仁同志善于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则是一个班子保持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有心学习，丰富自己，成熟自己，到了复旦大学后，学习所得有效地成为我做好工作的支撑力。

其实，在新闻改革大潮中，我们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人更多的是向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学习新的理念、新的知识，我至今非常感谢报社年轻同志对我的思想和业务进行的“时代加工”。

党报的理论版很难办，至今还有不少党报没有理论版，有的办不下去就撤了，我接手分管理论部时，也曾有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但是当时理论部郑卫华、薛东等年轻人却不这样想，他们主动出击，与省社联、高校、社科院联系，承担省社科研究课题，制订组稿计划，组织作者队伍。正是他们的干劲使我改变了“保守疗法”，和大家一起向“五个一工程”冲击，终于连续三届夺得七篇论文获“五个一工程”奖的骄人成绩，位居当时省级党报第一，理论部组织潘叔明同志的论文还获得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一等奖。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部的同志们又在全国领先开创了IT专版。面对理论宣传的困难，这些年轻人没有畏难情绪，而是热情求新、主动开拓、赶上潮流，积极体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我在报社时就常为这种时代精神所鼓舞，而这一时期受他们影响我学习理论的收获也较大，这些新知识为我在大学讲台上继续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虽然我有过较长时间的采访经历，也有过一些总结，但经验总有时代局限性，具体方法更容易过时。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一线的记者有着很多从实际出发的有效采访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郑美清与下岗女工陈晓萍以交朋友方式进入采访状态，进而长期跟踪报道，使正确对待下岗职工的主题得到了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深化；吴育卿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随机应变，成功采访重要领导、重要活动，发出本报独家新闻。这些采访方法的新发展，对于当时组织有效报道，以及我现在的讲课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进入信息时代，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技术带来了信息传递手段的变化，而且必然影响到媒体传播功能的根本性变化。当我在课堂上讲新媒体技术时，总忘不了三个人：柯机榕、王峥、丁朝强，柯机榕从1987年报社告别铅与火，进入电脑排版时，就在车间教我“玩”电脑，而后来我分管报社网络化建设时，更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数字化、网络化的基本知识，使我得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有时，学生们问我：“你这样年纪的人，怎么也会玩电脑、玩网络，讲新媒体？”我总会告诉他们，因为我在《福建日报》时有一批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

《福建日报》60周年，我也63周岁了。当《传媒天地》（顺便说一下，当年《福建日报通讯》改版时，一位编辑提出“传媒天地”的刊名，有人认为“传媒”概念不明确，从媒体发展趋势考虑，我还是采纳了这个刊名。现在看来，这位同志不但提对了，而且很有发展的眼光。看来，眼睛向下、多学新知识总是有好处的。）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时，我觉得很难下笔。22年，对于人的一生并不短暂，在报社历史上也不算短暂，想到的事与人太多，想写的事与人也太多，甜酸苦辣一言难尽。但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路程，既是为党为人民作贡献的阶段，也是不断提高作贡献的本事的阶段，学习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生经历。

收到《传媒天地》邀约函时，正好送走一届毕业生。看着年轻人兴高采烈的模样，我想起了自己当年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的另一番景象。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相同--路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来。走路的过程，既是实践，又是学习。在《福建日报》，我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指导下实践，一步一步走了22年，学了22年。学到的宝贵财富指导我搞好报纸，也指导我搞好教学，今后依然会指导我走好人生之路。

因此，我感谢《福建日报》，怀念《福建日报》；感谢所有指导过我、帮助过我、批评过我的同志们。

■（作者为福建日报原副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新闻大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