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化，是我看到已经是大热天，分到土地的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很高，就写了一篇《水利模范叶保灿和他的快板》，快板说：“天下农民一条心，不分你村和我村，来了共产党农民把田分，修好水利把田灌，农民生活要改善。”在《福建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好评。通联组来信表扬我说，现在你已经是骨干通讯员了。我问当时闽侯的县委宣传部长牛力达：“积极通讯员和骨干通讯员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不一样，‘积极’只说明你的态度积极，‘骨干’说明你已成为依靠的对象了。”

第三个变化，从骨干通讯员到特约通讯员。牛力达说：“你这样勤学苦练，不用一年就可以当特约通讯员了。”我嘴里说：“不行，不行！”其实心里很想当特约通讯员，因为我喜欢牛力达的那张白底红字“特约通讯员证”。这一年秋天，我突然收到《福建日报》发给我的“特约通讯员证”，里面还有一封信，大意是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你已具备了当本报特约通讯员的资格，特发给你“特约通讯员证”。

不久，我患了胃病，到省立医院做组织疗法，住在福建日报社。一天，通联组邓辉政带我去见社长何若人。何若人满面带笑地说：“你就是吉景峰同志？”我点点头回答是。他接着又说：“我们党报特别需要像你这样工农出生的知识分子干部，先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来报社工作。”当时我还以为听错了，回头问邓辉政，她说，是这样的。

何若人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我觉得这不过是对我的鼓励和希望，我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很远，要尽快缩短这个距离，于是我就拼命学习文化。

过了三个月，1952年一月的一天，闽侯县委组织部长苏达通知我正式调《福建日报》当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到党报工作，紧张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因此，我进了《福建日报》，就像上新闻大学一样，夜以继日地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953年1月调上海《解放日报》。

“后溪乡事件”惊福建

我刚当上《福建日报》通讯员时，就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19日）。我在学习这个决定时，心里就想，我也是和报纸刊物有关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决执行这个决定，尽一个党报通讯员的责任。

到《福建日报》以后，参加闽侯县干部大会，在他们的讨论和发言中，我发现闽侯县九区后溪乡有问题，就想去做个调查。有同志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就劝我说：“我们都来自山西，亲不亲同乡人，美不美一江水，何必那么认真，搞得大家不开心。”的确，我是从闽侯县委调到《福建日报》的，闽侯县的许多干部是我的同乡、同事、老领导、老上级，要对他们进行批评，确实要出于公心、不讲情面。我当时想，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能不能贯彻执行。我下决心步行90里、翻几座大山去后溪乡。结果是三进后溪乡，步行540里（那时没有公路），经过半年多反复调查，写出14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经总编辑办公室林振夏同志（后任总编辑，1994年过世）精编，缩短为6000多字。林振夏同志建议：先送《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转省委批。他还替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同时建议我给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写一封信。过了三个多月，省委纪委检查委员会给我回信说：“你给《人民日报》的稿子和给叶飞同志的信都收到了，内容查实后，将在《福建日报》上公开发表。”到1953年2月8日《福建日报》发表时，离我第一次去后溪乡调查一年多，我已经离开福建调到上海《解放日报》。福建省委还通过“后溪乡事件”这个典型，发出整顿落后乡的指示，要求检查全省落后乡的工作，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并将检查情况向省委报告。以后我到福建采访，有些地、县领导干部说，他们是通过“后溪乡事件”的报道才认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