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曾对“灰色收入”作过一项调查，其结果表明，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24%。虽然数据是否准确真实尚可存疑，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灰色收入”在社会财富总“蛋糕”中占据着不小的分量。另外，在我国不发达地区的某些县市，个别领导每年的“灰色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元，而发达地区可达到20万元。

从近年各地查处各类贪官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刑法》虽然界定了不明财产的内容，却没有划定具体的量刑标准，使许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败官员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脱了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如，江西广丰有一个名叫郑元盛的贪官，为了敛财，不论老家盖房子，孩子过生日、结婚、上大学，都要通知下属单位，哪个不心领神会？哪个敢不去“慰问”？其女儿过生日，一天中送来的生日贺礼就达10万元。又如，原湖南省岳阳市市长欧阳松，家庭财产价值人民币389万多元，其“灰色收入”就有334万元，占全部财产的85.6%。再如，原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因受贿18万元被判刑10年，因有357万多元人民币、9万多美元、48万多元港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仅被判刑4年。路景林对其数百万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不亚于受贿人民币18万元，4年有期徒刑显然太轻，难以平民愤。

综上所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的提法欠妥，有待斟酌。因为“灰色收入”的本来就有问题，对以各种形式或非公务活动，谋取不正当的“灰色收入”，理应下猛药、出重拳，用法律武器予以了严厉的打击，坚决遏止或严厉惩治。尤其是对那些容易产生“灰色收入”的灰色地带和人群，严词警告，并运用税收杠杆，将一些暂难说清的“灰色收入”纳入收入分配的范畴中。同时，对那些政府官员在财产申报中的“不明来源财产”，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的高悬利剑，任何人只要敢越雷池一步，将难逃法律制裁。更重要的是，各地各部门要建立规范透明的“灰色收入”监督制约机制，减少官员权力运行中的寻租空间，从根本上铲除“灰色收入”滋生蔓延的温床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