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凌登陈列在福州革命烈士纪念馆

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何凌登，没有想到能在中南海受到周总理的紧急召见。这一天，是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成功登陆的第三天———1950年9月17日。一同受到召见的还有由东北边防军临时组成的“入朝先遣小组”其他4名成员，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周总理在宣布了先遣小组的任务之后说：“在中央就出兵朝鲜问题未作决定之前，不宜用其他名义，你们对外均为大使馆武官，由柴成文同志安排一切。”

翌日下午，何凌登等人回到沈阳，稍作停留，将各人的军装换成了民服便出发了。到达朝鲜平壤，柴成文先向金日成报到，5名“武官”也拿到了金日成签署的委任状。先遣小组的任务是深入前沿阵地，了解战局，观察美军的战斗实力。何凌登他们有时扮装成人民军军官，随部队一道行动，有时候又穿上便装，单独在各地进行侦察，每个人得在一两天内将观察到的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写成文字，传递到柴成文那里，再由大使馆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10月15日，先遣小组结束了在朝鲜25天的战地考察，返回部队。10月19日下午，何凌登回到三十九军军部所在地辽阳市。而就在这一天，该军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已从辽阳乘火车向安东开发准备进入朝鲜了，军部机关走在最后，定于下午6时整出发。何凌登于下午3时左右回到军部，第一件事就是向军部汇报，直到下午5点1刻过后，才往家里走去，与分别1个多月的妻子待了半个多小时就又登车出发了。

换车位，入朝牺牲第一人

10月22日晚8时整，三十九军军部的六辆车赶到了鸭绿江边。9时20分，军部领导见部队安然有序地通过了鸭绿江大桥，决定驱车跟进。军部的前方目标是龟城，必须在天亮之前进入指定位置。

就在军长吴信泉乘坐的1号车将要发动之际，何凌登跑步过来，把手搭在车门上，对吴信泉说：“军长，我们换个位置，我来坐1号车，美国鬼子的飞机厉害着哩。”

“乱弹琴！”吴信泉朝何凌登瞪了一眼。然而，何凌登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军长，我在朝鲜20多天，熟悉这一带的公路情况，知道哪儿能快能慢，还是让我坐1号车吧。”

吴信泉正要发作，军政治委员徐斌洲说话了：“何处长的考虑也有道理嘛。”接着以调停的架式把头附在吴军长耳边，轻语了几句。结果，吴信泉很不情愿地从1号车前头的座位上走下来。

军部车队继续出发，借着青烟一般的新月余晖，向龟城方向驶去。到下半夜两点多钟，何凌登乘坐的1号车行驶在一座不算陡的山坡时，月亮正好被山头遮住，四周的景物连一点轮廓也显不出来。司机小唐只见前方一片昏暗，根本看不清路面在哪儿，他只好打开前灯，借着光亮猛一加速驶上了山坡。就在1号车亮灯的一瞬间，被空中迎面飞来的美国飞机发现了目标，飞机立即怪叫着俯冲下来，又是扫射又是投弹。

爆炸声过去之后，军长吴信泉跳下2号车，疾速跑到1号车旁，推开车门，在手电筒光亮的映照下，吴信泉看到，就在自己原先所坐的位置上，何凌登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部被美机的机关枪弹击中，已经牺牲了……悲痛中的吴信泉命令由警卫排派两名战士乘坐1号车，将何凌登的遗体护送回辽阳军部留守处。

何凌登，1917年出生在福建福州，中学毕业后，由徐特立介绍，于1937年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期间，他曾经获得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毛泽东模范干部奖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史册，将永远记载着他的不朽名字。（《纵横》2005年第1期　晓农文）——2007年03月08日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