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民生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解读

【核心提示】民生问题既是社会现实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命题。对于当前中国的民生问题，学界争论激烈。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

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民生问题，请问您认为民生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卫兴华：深入分析的话，我国民生问题的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是怎样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这又涉及一个老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首先需要弄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行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从广大人民最关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来看，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人人平等、日益富裕的生活。

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一真理。”

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生产力更是一个紧迫任务。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时期中，曾忽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意义，甚至把重视生产力发展批评为“唯生产力论”，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生产力发展，但其成果不是落脚于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而是片面追求GDP，就会重资本、轻劳动，重外资、轻内资，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工农群众沦为弱势群体。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提出了社会主义要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相统一的理论观点。

贫富相对分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

卫兴华：我认为，无论从基尼系数来看，还是从实际生活来看，应肯定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现象，即明显的两极分化问题。但认识这一问题，不能只从绝对意义上着眼，还要从相对意义上着眼。

应全面、辩证地认识和看待我国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总体上来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正在向全面小康阶段迈进。但另一方面，也应肯定我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基尼系数已达0.5。

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分化？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分析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占有财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阶层；二是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一个所占财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体。

根据马克思理论观点和我国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应是与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相联系。

私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从而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资方与劳方的贫富分化。资本处于强势，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处于劣势，工资被尽量压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中，外企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扩大资本积累。据统计，近几年来，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虽有增长，但只及国有企业工人工资的一半以上，加之地方官员重引进、重维护外商利益，重内外资本、轻劳动，忽视维护工人权益，劳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亿万富豪群由此产生，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群体也由此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这样说是不是主张“国进民退”？

卫兴华：将我国贫富分化根本原因与中外私有制经济发展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结果相联系，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私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着主张“国进民退”。

我主张应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财富和增加全民利益。

市场经济与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是不是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卫兴华：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制市场经济承认分配不公平。例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一书讲到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时就指出：“私有财产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时，就成为利润活动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剥削工人。”市场机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告诉人们，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除自发配置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外，还会促进两极分化。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事实来看，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

姓“社”姓“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曾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请问如何理解这句话？是否意味着邓小平突破了姓“社”还是姓“资”的区分？

卫兴华：理解邓小平这句话，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不可忽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何谓“资”，何谓“社”，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在“左”的时期，包产到户、集市贸易、商品经济、个体经济等，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八级工资制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法权（权利）”加以“限制”和批判。

改革开放是要利用中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来发展我国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要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调节机制，使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要引进外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当时，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和做法看做是资本主义，因而“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二是要把这句话放在整个语境中去理解，不可以偏概全。邓小平讲这句话的本意是：第一，不要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看做是资本主义。在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纠缠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就是在干扰改革开放。第二，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要迈开步子去走、去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多余的顾虑。第三，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不是模糊不清的抽象的甚至被颠倒了的姓“资”姓“社”的标准。即使是某些姓“资”的东西，如引进外资，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利用外资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三是要充分理解邓小平本人深厚的社会主义信念并寄希望于后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情怀。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邓小平这样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根据邓小平理论，不仅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要放开眼界，要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看到资本主义最终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邓小平南方谈话突破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传统观念。“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概念都不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因而既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也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并不意味着应否定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存在姓“社”还是姓“资”的区分。恰恰相反，邓小平主张应科学地从所有制角度辨别姓“资”姓“社”，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离开邓小平判断姓“社”姓“资”的所有制标准，把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不正确的解读。（记者 张文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