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台谈判与《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9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写信给朱德、毛泽东，并委派陈公培（原名吴明，陈銘枢的幕僚，曾经为共产党员，后脱党）化装成农民并带随从4人前往当时战争的前线，距延平西南60里的王台。 22日，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收到了陈公培送交的蒋光鼐、蔡廷锴信件，彭德怀深感事关重大，需请示中央。次日凌晨1点，中央局回电指示三项谈判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23日上午，彭德怀、滕代远以及受中央委派的袁国平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等人举行会谈，地点设在王台上大庙东方军司令部隔壁的八角楼，这次会谈史称“王台谈判”。会谈中，陈公培首先说明蒋光鼐、蔡廷锴等愿意与红军和谈，共同反蒋抗日之来意，保证十九路军“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员，取消经济封锁”等，同时希望“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亦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向陈公培表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反蒋抗日的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并要求十九路军“不干涉红军现已占领与围困之福建地区。蒋系走狗刘和鼎、周志群全部防地，十九路军不得侵入，增援延平之谭（启秀）师须退至水口。”并表示，当蒋介石军队进扰福建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陈公培对此表示无意见，并将谈判之内容借东方军司令部电台，电告蒋光鼐、蔡廷锴，电台几次呼叫不通。是日下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将谈判之情况电告项英、朱德、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同时，亦拟电稿用陈公培从福州带去的密电码译发蒋光鼐、蔡廷锴，但电台仍呼叫不通。后来改为以彭德怀名义，回信蔡廷锴，信中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同时，也批评其以往剿共的错误，并告以反蒋抗日之大计，请十九路军再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负责人直接谈判。28日，彭德怀、滕代远派人护送陈公培到延平对岸返回福州，临行前还向陈公培交代，要他敦促蔡廷锴再派代表赴瑞金谈判。

陈公培从王台带回的消息使得陈铭枢十分高兴，他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希望他们再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会见中央红军领导人。10月6日，陈铭枢抵达福州.蔡廷锴也由延平回到福州。他们从“王台谈判”的情形中意识到，共产党和红军对于双方的合作是有诚意的。10月上旬，蔡廷锴委派徐名鸿（十九路军秘书长）和陈公培赴瑞金与中共中央继续商谈合作事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化名潘健行、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在某些问题存在争执与分歧时，最终还是取得谅解，并于26日，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⑽。

瑞金的谈判是在“王台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则是将“王台谈判”商议的基本内容通过文字形式进行了正式规范和确认。十九路军正是与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毅然联合广东李济深的一部分军队，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于1933年11月发动“福建事变”， 11月20日下午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反蒋，并愿意停止“剿共”内战，同红军合作抗日。协定签订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中华苏维埃政府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为秘书常驻福州。

“王台谈判”和瑞金《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签订，不仅促成了“福建事变”的发生，对于巩固苏区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百度百科）